（接上文）

5、附佛外道虽然也有奉、诵《金刚经》等佛经、念阿弥陀佛者，但实际上主要尊奉其教祖编造的“五部六册”等伪经。其说多杂糅儒释道三教言句，鄙俚粗浅，难登大雅之堂，不堪与浩瀚精深的佛教三藏相提并论。其所宣扬，虽亦颇有行善修道乃至真空无生、明心见性等相似于佛法的词汇意旨，但总的看来，不成系统，佛学水平甚低，不具有佛教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等核心义理，不具正见，且往往篡改、曲解佛经。如佛教《弥勒上生经》等明明说弥勒下生成佛在“将来久远”、“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以后，附佛外道则篡改为现在下生，以便作他们假冒弥勒佛的依据。元明以来诸附佛外道共同宣扬、作为其教义支柱的“三佛应劫”说，称过去燃灯佛出青阳劫、管度道人道姑，现在释迦佛出红阳劫，管度和尚尼姑，未来弥勒佛出白阳劫，管度在家贫男贫女，此说不见于经传，纯属无稽之谈。附佛外道经书中水平最高、最近禅语，曾被兰风和尚评颂的“五部六册”，大略以未有天地之前的“不动虚空”为当人自性、诸佛法身。《苦功悟道卷》载，“罗祖”自言他参禅时，蒙“老真空发大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摄照我身，梦中摄省”，方得“心地开通”。“老真空”实际上是人格化的神明，又称“无极圣祖”，后来更被进一步神格化。“罗祖”还反对净土信仰，混同儒释道，鼓吹“三教原来只一般”。从宗门正见看，此乃错认光影，堕于忆想空，其所见“真空”并非佛法所言缘起性空、本来空性，乃外道见解。当时高僧莲池大师及紫柏真可弟子密藏道开，曾予批驳，斥其“假正助邪，诳吓聋瞽”。附佛外道教人的修炼功夫，往往须赌咒盟誓方得其传，其实不过杂糅释道修持法之皮毛，不得释道之真髓，如“黄天教”实以丹道诱人，然所传并非真正丹道，有些道门虽亦念阿弥陀佛，而不依净宗正旨。附佛外道还往往编造一些政治世变方面的预言谶记以煽惑人心。总之，附佛外道的教义终归以背离佛法正道、“心游道外”为实质。

6、附佛外道往往有反当局的政治目的，常造反作乱。诸附佛外道，差不多都曾有过造反的历史，“教案”千宗，班班可考。附佛外道之所以多次更换名目，便是为躲避朝廷镇压。附佛外道因秘密活动，易与黑社会牵连，至如“青帮”“一贯道”等，其教首与地方封建豪强结合，进行贩私行动、霸赌包娼、贩卖人口等罪恶活动，近代以来又有投靠帝国主义、卖国蠹民的丑史。附佛外道教首，多由索取信施、剥削徒众而发财致富。如“罗祖”自建经堂传道后，移家眷于石匣，“远来馈送颇多，因而致富”（《军机处录副奏折》）。其后代袭掌教权，多藉教发财。莲池大师当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罗祖”“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正讹集》）。“闻香教”王森当教主后，迅速由一穷皮匠变为一方巨富，田产遍天下，庄园“屹立如城”。向信徒索取香钱，逐级往上递交，是他们致富的财源。设置封建等级制的严格管理体制以紧紧控制信徒，于是便成为各附佛外道的拿手好戏。附佛外道屡禁不绝，其教首甘冒杀身之险违法传道的一大原因，大概与贩毒分子一样，是被巨大的经济利益所驱动。他们大多数之所以铤而走险、率众起义，实则因为秘密被暴露，官府会断了他们的财路，甚至会作为邪教予以处决或流放。

（五）附佛外道产生的原因

佛教从诞生开始即出现有附佛外道，随着佛教传播地域的扩大，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成为影响巨大的主流宗教，各种形式的附佛外道便层出不穷。

产生附佛外道的因素很多。从认识根源、心理根源来说，佛法义理深邃，法门广大，名相繁多且艰涩，穷其一生也不易认识和掌握，真能大彻大悟、亲证佛法真谛的更若凤毛鳞角。因此，多数人对佛教的认识易出偏差，而且不能根据时代和众生的根机准确而灵活地运用佛法；或因修行不如法，走火入魔；或我慢山高，不满于文化压制，欲标新立异；而大多数民众有渴望佛菩萨救度解脱苦难、改变人间黑暗的需求，其信仰往往虔诚热切，希望找到简单、高效、快捷的修行法门，但对佛法不求甚解，不能明辨佛法真伪。这些都是滋生附佛外道的认识根源、心理根源。从社会根源来说，佛教是国家和民众认同的一大宗教种类，体系庞大，在社会和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在佛教界，佛教讲慈悲，讲自修自悟，自业自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真能与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论争、抵制、批判者不多。而许多附佛外道或邪教正是抓住了佛教的这些特点，大肆利用，乐得鱼目混珠，趁势发展。

如果从整个佛教的发展史来看，佛教异端和附佛外道的产生，大约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因素。

1、印度四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各种民族及其语言、文字数量众多，而佛陀鼓励用地方语言传教，加上印度对时间和历史记载严重忽视，佛陀逝世后近六百年才开始用文字完整记录佛典，长达数百年口耳相传的弘传方式，难免造成佛法传播内容的混乱和后人理解的分歧、纷争；

2、印度多数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常常受到外族入侵，全域分布着少至数十多至数百个政权，而随着佛教传播日广，僧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信徒的良莠不齐，在对佛法的认识和诠释、对戒律的持守、对佛教传播的方式、对教团的管理及利益的分配诸方面出现比较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部派分张、学派或宗派林立，其中一些团体和僧尼难免严重背离佛教核心教义和宗旨；

3、印度是个宗教大国，信奉的神祇多至千万，佛教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有选择地予以吸收、改造。同时，佛教在向域内外传播的过程中，出于宗教竞争的需要，或为了“契机”，便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有很大的可塑性，从而为外界影响、干预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方便；

4、各个国家、民族多数都有自己的宗教和语言、文化，佛教的强势传入，难免引起这些民族和宗教对佛教的抵制、竞争，佛教在经典翻译、传播方式乃至宗教形式等方面，都不得不作某些适应性变化，对佛典的误读、对佛教的重塑在所难免；

5、佛教主张慈悲、和平，包容性强，兼收并蓄，哲学性、文化性、艺术性、民俗性兼备，不太排斥其它宗教，对附佛外道太过宽容，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故佛教里能出现很多风格各异的宗派和团体。

6、佛教的传播严重依赖政权，而僧尼视自己为方外之人，并不太重视或不擅于与官方交往（不如婆罗门），加上朝代的更替、当权者对佛教态度的变化，佛教一旦失去外护，很难对内整肃，对外抵御渗透、侵犯；

7、随着佛教及其神祇的号召力、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至打着佛教的旗号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乃至军事利益，因而佛教成为各种附佛外道、邪教争夺、利用的目标；

8、后期佛教的式微、僧尼的不守戒律，寺院和僧团凝聚力的下降，难免造成佛教信仰的多元化、复杂化；

9、佛教界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不足，佛教的标识、名义和活动场所等容易被教外势力（王室、官府、宗族、商家、异教等）操控、利用。

（六）中印佛教对附佛外道的防范

佛教的弘传讲究“契理契机“。所谓”契理“，就是无论怎么传播和适应性发展，都不应违背佛教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教义。所谓”契机“，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强调契合众生的”根机“，即契合众生的心理和现实诉求。只有既契理又契机，才能保证佛法传承的纯洁和影响的最大化。在”契理“方面，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保持自身的“纯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在戒规和教义审定方面，佛陀一逝世，僧团即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会审，佛教称为“结集”。这样的结集，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又先后举办了六次。中国佛教界对佛典进行了近千年的翻译，并通过讲学、判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编辑了涵盖经律论三藏的汉文《大藏经》。我国在各个朝代刊印过数十种《大藏经》，历代高僧在刊印之前，都会对经典的翻译人、翻译的时间和地点、经典的不同版本，以及经典的内容作认真的校勘、记录、辨伪和说明，雕版刊印还多数都获得了皇帝的御批、背书和政府的支持；在戒律方面，古印度佛教教团多次开会整顿，统一认识，在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五部不同的律藏，中国将这些律藏先后引进翻译过来，通过讲学还创建了专门研究、实践戒律的宗派律宗，禅宗为了管理寺院、规范僧尼，还制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僧制“丛林清规”；在教义方面，三大语系佛教的高僧都就佛教和自身宗派的核心教义作了专门的阐释，对各种外道尤其是附佛外道作了系统的辨析，著述丰富。在“契机”方面，佛教作为一个和平传教的典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注意适应当地的社情民意，在“契理”的同时，运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佛教，创造了灿烂的佛教文化，使佛教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一些佛典专门就附佛外道作出预言，提出警示。如《佛藏经》载佛言：“当来之世，恶魔变易，作沙门形，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楞严经》预言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许多佛经都有辨析和破斥邪伪的教诫与方法。如《楞严经》开示，修禅那者达静寂之境，色、受、想、行四阴已尽而识阴未尽、未见真道之际，各有十种阴魔境界，或心理变态，烦恼膨胀，狂慢自大，自认开悟得道，教主欲、控他欲、名利欲难以按捺；或被各种鬼魔所附，能现身化紫金光聚、手执火光、履水行空、穿墙透壁、存没自在，及令人得神通、使人归服座下等神异；或发种种邪见邪解。当事人不知被魔所附，自认成佛，乃聚徒说法，潜行贪欲。被外魔所附的关键，还有自心贪着名利、神通等的阴魔，所谓“主人若迷，客得其便”，自心有魔，外魔才有空子可钻。《楞严经》描述末法时期的魔事时说：

“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玄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

“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

“诽毁戒律，轻贱出家。”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我灭度后，教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及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这些佛典对广大佛教徒警惕、防范附佛的邪魔外道，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七）附佛外道的危害

从上述中印历史上附佛外道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们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大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附佛外道通常掺杂大量外道的思想、个人错误的认知，严重背离佛教的核心教义、行为规范。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攫取名闻利养，打着佛教的旗号，或利用佛教场所，或以神职人员身份歪曲佛教，传播其歪理邪说，势必造成佛教内部的思想混乱、四众弟子由此依止失范，严重影响佛教的健康发展，进而误导世人对佛教的认知。

2、附佛外道喜欢故作神异，大搞个人崇拜，甚至自奉为佛、菩萨；喜欢强化末法、劫难、业报意识，以恐吓信众，对信众实施精神控制；喜欢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简单化的修行法门，许诺可以满足世俗的一切心愿，甚至可以快捷、高效地达成最高的佛教目标（现生成为佛、菩萨），以忽悠、吸引信众；他们为此攫取大量财富，壮大组织，很可能发展为邪教。这些势必严重冲击佛教市场，严重损害信众的法身慧命和合法权益，破坏家庭和社会稳定，甚至危害国家。

3、由于国家的支持、皇室的馈赠、信众的供养，义工的无偿付出，使佛教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各种商业化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寺院成了巨大的交易场，好大喜功的营建和各种讲排场、行事奢华、追求生活享受、严重违背佛教戒律等腐败现象应运而生。由于各种原因，过去寺院财富很少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这些严重忽视和背离了佛教毁形去欲、疏远钱财的戒律精神和精进寻求出世解脱、慈悲济世的宗旨，令人侧目，对佛教的正面形象造成严重的冲击，成为外界和宗教类附佛外道攻击的对象。同时，寺院经济的巨大财富和来源渠道，往往引来土豪劣绅、不法商家和外道的觊觎，强占、承包寺庙，私设功德箱，或制造各种神奇灵异噱头吸引信众，或组织假冒僧尼高价售卖佛教用品，或从事看相、算命、佛教法事等有违佛教教义和侵害佛教利益的商业化行为，或将佛教元素作庸俗化的商业宣传、利用，负面影响巨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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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桥 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法音》杂志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