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和9日，随着两朵蘑菇云在日本广岛、长崎腾起，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最后灭亡。然而，在原子弹投掷之前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逸事秘闻。
　　原子弹投掷前的争论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上成功地爆炸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使美国手里有了一张强有力的战争王牌。而此时，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最后顽抗的日本也成了强弩之末，在此情况下还要不要在最后的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在美国高层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美国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和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等人认为，随着美国军事装备和战术进步，依靠常规武器甚至仅靠炸弹就能结束战争。因为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就加大了对日本的空中打击力度。仅1945年3月9日，美军一次就出动234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地毯式轰炸，1667吨燃烧弹将东京四分之一化为灰烬，死伤18.5万人，使日本遭受沉重打击。因此他们强调不必使用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高级助手还和科学家一起在阿拉莫戈多实验场目睹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核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巨大的杀伤破坏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曾私下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日本当前的战争状况已经失败了，投掷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否则原子弹的巨大杀伤破坏，会“引起全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将负历史的罪责”。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虽然也主张尽量不使用原子弹，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尽管日本已处于日暮途穷的困境，但仍企图依靠尚有的400多万军队负隅顽抗。而且日本此时经过三次总动员，本土总兵力已达250多万人，飞机7000多架。并组织了总数为2800多万人的“国民义勇战斗队”进行各种特攻训练，企图用一个兵拼搏炸毁一辆坦克的战法与美军血战到底。日军大本营还颁布了“决号作战纲要”，叫嚣要与美国进行“本土决战”。而美军要攻占日本本土，其总兵力需达117万人，届时美军在整个日本列岛进行的登陆作战将十分残酷，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可怕的。1945年初，美军为打开进攻日本本土的门户，先后进行了硫磺岛和冲绳岛登陆作战，但都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在硫磺岛，美军22万人苦战了一个月，死伤达二万一千多人；在冲绳，美军整个登陆战役长达96天，伤亡七万五千多人，损失飞机763架，四百多艘舰艇被击沉，美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中将也在日军的反击中阵亡。残酷的战争现实使马歇尔认为，减少美军伤亡和促使日本投降的最终手段只能是原子弹。
　　在菲律宾遭受日军沉重打击、后又率军反攻的美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则是力主对日使用原子弹的“积极分子”。菲律宾战争初期遭受的失败和险些被俘的经历，使他军人生涯蒙受了巨大耻辱，而日军对战俘的凶残暴行更使麦克阿瑟记忆忧新。在他当年逃离菲律宾后，其包括副手威恩莱特中将在内的13万部下成了战俘，仅“巴丹死亡行军”就有9000多名战俘受到日军凶残的虐杀。因此，他极力主张使用原子弹“狠狠教训日本人这些狗娘养的”。即使在战后的马尼拉审判中，他也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老对手、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断头台。
　　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则是使用原子弹的最终决策者，他们把原子弹看作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这实际上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早已制订的计划。1944年秋，当原子弹还在研制中，罗斯福就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专门签订一项备忘录，决定在试验成功后即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直至其投降为止。在此之前，罗斯福总统还针对日本在中国大规模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反人类罪行，也曾向日本发出过将用最新式原子炸弹予以报复的警告。随着1945年5月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战败自杀，欧洲战事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告结束，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就成为目前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当务之急。为此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便十分倾向对日使用原子弹以尽早结束战争。同时他们另一个潜在战略目的，就是要在战后以原子弹这张王牌抑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确保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不受挑战。这样，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势在必行了。
　　最后，杜鲁门作出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并于7月26日向日本发出最后警告：日本必须执行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日本本土全将毁灭”。
　　是否预先通知日本
　　既然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那么要不要预先通知日本？马歇尔和史汀生等人认为原子弹杀伤力巨大，在投掷前应预先警告日本，限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动员目标内的平民进行疏散。这样，既可显示美国的人道主义，又可“排除日后人们的责骂，使美国不负道义上的责任”。
　　杜鲁门总统认为言之有理，便同意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为慎重起见，杜鲁门又专门召开论证会，听取军政高层和专家的意见。没想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意见在论证会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多数与会者和军事专家认为，向日本提出预先警告会带来诸多弊端，其中至少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和克服。
　　首先最大的风险是原子弹在前期实验中曾经有过多种故障隐患，如果投掷的原子弹出现哑弹而被日方缴获，则原子弹的秘密必将暴露无遗，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会利用缴获的这颗原子弹制造出自己的核弹回击美国，已有情报显示，德国在覆灭之前，曾经向日本提供过自己的核技术成果。即使日本目前没有制造核弹的能力，但日本与苏联签订有中立条约，为换取苏联出面向盟国斡旋体面结束战争，日本极可能将缴获的原子弹赠送给苏联以示回报，使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获得美国的核技术成果，从而改进研制出新的威力更大的原子弹。届时美国的核垄断将很快被打破，没有人能够阻挡战后苏联的扩张。
　　其次是预先警告会使日本有了充分准备，用各种武器在重要目标上空布下天罗地网，包括使用自杀飞机与飞临的美机同归于尽，甚至还会主动寻找攻击搭载原子弹的美军航母。那么，携带原子弹的美军飞机还未升空或离开航母刚刚升空就会遭到日本飞机的围攻。如果在攻击或击落的过程中发生核爆炸，则不仅不会伤及日本本土，反而会危及执行此次核轰炸任务的美国整个战斗航母群的安全。
　　三是生性残忍的日本人在得到预先警告后，很有可能会把盟军战俘送到重要目标地区当人质向盟国进行要挟，进而迫使看重战俘生命的美国放弃原子弹打击计划。同时日本还会采取其它各种办法削弱原子弹的打击破坏效果，使美国无法正确评估到原子弹在实战中的威力和效果。
　　经过多方争议和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此次原子弹轰炸，由军方选择一个能明确显示原子弹杀伤破坏力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不预先向日本提出具体目标的警告。
　　最后打击目标的选择
　　将原子弹投向哪些目标最为合适？这是美国高层难以确定的最后一个问题。为此杜鲁门总统专门责成美国军方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此事。该委员会认为选择的目标具备下列条件最为理想：一是该目标具有完整的军事设施，二是可以有效显示原子弹杀伤破坏效果，对日本能起到巨大的震撼作用。经过研究，“临时委员会”最后列出了京都、广岛和新潟为合适的打击目标。
　　但“临时委员会”确定的打击目标却遭到史汀生的极力反对，他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圣地，把京都作为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彻底毁掉它，将会使“日本人永远不会原谅美国”。尽管“临时委员会”极力想说服史汀生改变观点，可史汀生却丝毫不做任何让步。他还非常气愤地跑到白宫要求杜鲁门总统亲自出面摆平此事。无奈之下，杜鲁门只好与“临时委员会”再三协商，最后决定删去京都，另将小仓和长崎列入可供选择的打击目标。
　　1945年7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拒绝接受美英中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于是，杜鲁门总统下令对日本进行原子突击。美军按照计划很快就将原子弹运到了南太平洋的提尼安岛。8月6日早晨8时，两架B-29美机从高空进入日本南部工业和军港城市的广岛上空，其中一架装载了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它是杜邦公司送给日本的“礼物”“小男孩”。9时14分，装载原子弹的美机对准了广岛一座桥的正中，原子弹从被打开的自动投弹装置落入空中。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广岛上空立刻出现强烈的白色闪光，发出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整个广岛顷刻间变成人间地狱，25万人几乎同时看到了死神的狞笑。
　　然而，日本大本营仍叫嚣要把战争进行到底。8月7日，日军参谋总部副部长河边甚至还受命请来日本著名原子科学家西名吉尾询问：“你能不能在6个月内造出一颗原子弹来，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可以坚持这段时间。”西名告诉他，这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日本没有铀，也缺乏研制原子弹的其它必要条件。
　　美国当然不会给日本以喘息时间，8月9日，美机又按计划对九州的海岸港口城市小仓实施原子轰炸，但恶劣的天气挽救了小仓。因烟雾笼罩，美机连续转了几圈都无法找到瞄准点，要命的是飞机备用油料箱开关失灵，燃料告急，飞行员只得紧急向上级请示临时更换目标，将美国当时拥有的第二颗原子弹“大胖子”投向了长崎，全城六万多人被送进了火海地狱。
　　几乎在同一天，苏联百万雄师又扑向中国东北，日本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关东军顷刻间被打得崩溃瓦解。日本终于屈服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