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20年09月15日 作者:水新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颜色: 字号:[ ]
宋庆龄身边的红色特工李云

  李云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受党组织委派到宋庆龄身边,担任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她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央特科成员,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很受宋庆龄赏识和器重。在长期的交往中,她和宋庆龄也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在中央特科工作
  李云,祖籍浙江海宁,1915年7月生于江苏苏州,原名祝修贞,化名王阿凤、钱云,曾用名李秋云。两岁时,全家搬到了上海。1929年4月,李云在小学六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小学毕业后,李云考上上海旦华中学,开学不久,就由团组织安排在闸北丝厂工会做青运工作。她经常到棚户区与女工结拜姐妹、办识字班,并参加飞行集会。1930年8月,她参加“党训班”学习,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七八月间,李云被调往中共浦东区委,做南洋烟草厂的青运工作。
  1932年春节前后,李云接到江苏省委通知,要她配合中共闸北区委领导徐强,前往外地开展秘密工作。此时,李云被纳入中央特科系统工作。不久,经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批准,李云和徐强到了河南开封。在那里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师少将副旅长兼师学兵营营长的惠东升。惠东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为人比较耿直,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深表不满。惠东升为中共提供了不少情报,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学生、国民党政学系杨永泰的秘书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这些密件徐强都及时通过联络员送往上海党组织。
  后因身份暴露,李云和徐强等回到上海。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到了中央苏区,上海特科的工作职能转为以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主。根据组织安排,李云和徐强假扮夫妻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平时,徐强化名为老金负责联络各条战线收集情报,而李云主要负责抄写和传递情报。那段时间,李云和徐强感情逐渐加深,后经组织批准,正式结婚成为了真夫妻。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上海地下党组织仍然被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此时,中央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或称交通站),邱吉夫为总负责人,徐强负责情报,是李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通知李云,要她想办法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后代,从收养的人家跑掉流落街头。徐强要李云在老西门附近地区内仔细寻找。李云接受任务后就意识到,这两兄弟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1936年夏秋之交,经过地下党的努力寻找,流浪中的毛岸英兄弟终于被找到,后被党组织送往苏联。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延安到达上海,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冯雪峰到上海后,首先和徐强取得了联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近半年时间里,以徐强为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不仅坚持斗争,同时还与南方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李云当时主要负责交通工作。冯雪峰来上海后,中央随即和南方各地的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冯雪峰向徐强、李云等人传达了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他指示要集中力量搞情报工作,仍由徐强负责,接着就去探望鲁迅。他俩是老朋友,见面后非常高兴。第二天,鲁迅就打电话给宋庆龄,把冯雪峰介绍给她。冯雪峰见了宋庆龄,向宋庆龄通报了瓦窑堡会议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宋庆龄听了非常高兴,她说很久没听到党的声音了。
  冯雪峰还安排李云去管理电台。原来冯雪峰到上海后就积极筹建电台,着手恢复与中央的联系。电台报务员老王是位小学教师。收发报机是老王自己装配的,连着好几天反复测试,按照冯雪峰提供的呼号,就是收不到对方回音。冯雪峰很着急,对李云说:“来上海将近二十天时间了,至今尚未与中央联系上,看来只有请孙夫人帮忙了。”不久,在宋庆龄帮助下搞到一台功率大的收发报机,很快与中央恢复了联系。李云也转而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每天清晨7时左右,接收一位女同志送来收到的电报,及时交给领导阅看。上海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畅通后,随时可以听到来自中央的声音。
  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1936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与宋庆龄见面。那天,宋庆龄提出一个要求,她说:“我考虑了很久,我有事要找你们商量,一下子没有办法找到你们,你们有事找我非常容易,所以我想要求你们派一位共产党员,固定你们与我的联系,这样可以使我和你们及时通气。”冯雪峰听后说:“好的,我来物色一位人选。”
  冯雪峰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李云去宋庆龄那里工作。李云认为宋庆龄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担心工作不好做,因此不敢承担这个重任。经过冯雪峰的耐心教导,她最后服从组织决定。
  5月下旬的一天,李云前往莫里哀路29号见宋庆龄。她走到宋家大门口,按了电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微胖的大姐,满脸笑容地将李云迎进客厅。李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身穿黑色旗袍,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女。李云马上站起来,只见她满脸带着笑容,走到李云身边,一面端详着李云,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这时,李云感到宋庆龄是那么亲切随和。接着宋庆龄叫来李妈,李云一看就是开门的大姐。宋庆龄对李妈讲:“这位钱小姐(冯雪峰帮李云改的姓),是新来的秘书,因为事情忙,不能每天来。”她对李云说:“如果我不在家时,李妈会照顾你的。”李妈走开后,宋庆龄和李云在沙发上坐下,她亲切地问李云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些什么人?李云都一一作答,后来她问李云:“你能否每星期来三次,如果事情多了,再增加,你看好吗?”李云点头说:“好。”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宋庆龄对李云提出,为了联系更为方便,希望改为每天去一次。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宋庆龄家的周围不断有特务、密探,李云不得不经常在半路上改装和跑商场,直到感到后面没有尾巴时,才回到家中。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要李云去约冯雪峰会面,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跟李云说。宋庆龄经常将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告诉李云。一次,她对李云提出,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一下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的情况。李云回来后向冯雪峰汇报。之后,每次南京传来的情报中有关牛兰夫妇方面的情况,李云都抄一份给宋庆龄。
  1936年9月,潘汉年到达上海。一天他到李云处看电报,看到李云单独抄写牛兰方面的情报,就问缘由,李云作了说明。他笑着说:“啊!夫人要,不光是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接着他又笑道:“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实际上,早在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只不过,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共产党的是共产国际,即所谓的世界共产党。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并不知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当天深夜,李云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报给潘汉年后,李云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宋庆龄十分高兴。第二天,李云去宋家。在宋家信箱发现一封恐吓信,并附有两颗子弹,信的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宋庆龄看后,笑着说:“不怕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只是一封,见得多,也就无所谓了。”李云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了宋庆龄收到恐吓信的事。他们非常重视,认为不可麻痹大意,同时派人去宋庆龄的住处周围加强保卫。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会谈后到达上海。潘汉年要徐强汇报情报工作,并叫李云赶快去通知宋庆龄,说周恩来等三人已来上海,请她约定见面时间。周恩来一行会见宋庆龄,大家都极为高兴,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而林伯渠又是老同盟会员,更为熟悉。大家谈得很热烈。
  1937年的一天,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她突然放低了声音,轻轻问李云:“我现在算不算党员?”李云心里一热,但不便直接回答,就说:“我回去问问。”随后,李云向潘汉年请示应如何答复。潘汉年表示:“孙夫人的入党问题,必须中央来考虑。”他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了李云的答复后特别高兴,一定要留她吃饭,并且要给她做一个“最拿手的凉拌紫菜头”。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租界也非常混乱,宋庆龄在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反复催促下,由李云陪同去香港。在香港,宋庆龄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主席。保卫中国同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积极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在上海期间,徐强和李云夫妇还担负一项重要的使命。1936年底,徐强和李云接替病重的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成立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1939年,徐强、李云相继奉调延安后,文库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
  重逢在上海
  1938年4月,在香港的李云接到来自上海的电报,说她的大孩子病重,需要她回去。李云向宋庆龄请假。宋庆龄同意并再三叮嘱她尽快返回香港。宋庆龄打算安排李云到正在筹备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任秘书,有了公开身份工作更为方便。不料李云回上海后,又因工作需要留了下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39年5月,李云接到上级的电报,通知她去延安照顾生病的徐强。路线是经香港转内地。李云经过香港时,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告诉她自己因故要去延安了,请宋庆龄帮忙运作。宋庆龄委托廖承志帮助李云办理。到达香港后,李云即与廖承志约定在皇后大戏院门口碰头,接上了关系。随即,廖承志带李云来到不远处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等在那里的联络员老王。廖承志做了介绍后,对李云说:“一切事情由老王代你办理,我走了。”说完即与李云告别。
  三天后,老王办好一切手续,带李云坐船前往越南海防。后来乘保卫中国同盟的救护车,到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李克农问了李云的情况后,对李云说:“你只能等,有便车把你送到重庆,然后由重庆设法送你去延安。”李云在桂林住了一段日子,乘坐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提供的一辆轿车到重庆,等待机会去延安。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上午,有位女同志来看李云,李云不认识。她身穿旗袍,眉目清秀,很有风度,自我介绍说:“我是邓颖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李云听说过她的名字,二人并不相识。现在邓颖超出现在眼前,李云非常高兴。坐下来后,邓颖超问起李云的情况。李云告诉她,自己在上海工厂工作过,并提到金维映、张金宝等一些人,邓颖超说都认识,这样她俩距离拉近了,好像老朋友相见。她告诉李云:“7月里,恩来在延安坠马手臂受伤,原以为只是小伤无所谓,现在伤仍未好,还有可能致残,所以通知我赶快回去。听说你也是去延安,那我们就一同去好了。”
  第二天清早,李云和邓颖超乘坐一辆救护车从重庆出发,先抵达成都。汽车继续北行,快到宝鸡时突然抛锚,附近又找不到修理汽车的地方。幸亏离西安不远了,邓颖超决定改坐当地的骡马大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天傍晚,八路军办事处派了武装人员和一辆卡车来接邓颖超回延安。
  李云到了枣园,即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直到1943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带来了宋庆龄送给李云的毛巾、围巾、手帕、雪花膏、手套等物品。几天后,对李云的隔离审查取消,分配到西北公学搞审干甄别工作,不久又调到中央社会部调查研究科工作。后来,李云被分配到山东分局工作,先后任中共鲁中地委机关党总支书记、渤海鲁泰土改工作大队党总支书记、中共济南市第六区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李云从济南到达上海,在担任了几个月的上海蚕丝公司第二绸厂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后,又被调去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作为军代表,接管工作虽然繁忙,但李云心中有一个牵挂,就是去看望宋庆龄。
  后来李云托人打听,得知宋庆龄已移住淮海中路1号。因为不知道宋家的电话,只能直接去。当到达宋庆龄住地,她按下电铃,开门出来的是一位男青年,问李云找谁?李云考虑不便直接说是来找宋庆龄的,就说是找李妈李燕娥的。不一会儿,李妈出来了,她一看到李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她拉着李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
  进入院子客厅后,宋庆龄一看到李云,就站立起来,和李云热烈拥抱。两人分别11年,革命胜利后终于在上海重逢。稍为歇息一下,宋庆龄关切地询问李云大孩子的情况,当听到孩子不幸离去的消息,宋庆龄“啊呀”地叫起来:“怎么会这样,孩子真太可怜了!”接着她大概怕李云为孩子心里难受,就改谈起其他问题。随后她起身对李云说,你等一会儿。片刻后,她拿了两件衣服过来,一件是卡其布面子男装,一件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庆龄说你拿着,天冷可以披在身上暖和的。又聊了一会后,李云站起来告辞,宋庆龄嘱咐下一次一定还来,有事情要对她讲。
  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工作
  不久,李云第二次去见宋庆龄,宋庆龄对她谈到当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会,自己担任主席,希望李云能到会里工作。对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李云谈到目前接管工作很忙,自己可以每星期抽出一些时间来帮助中国福利会工作。她说:“我每星期来一两次,帮助中国福利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宋庆龄高兴地点头同意。
  就这样,经组织同意,李云开始帮助中国福利会调配干部,建立和健全机构。当李云准备离开中国福利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检验局时,1951年2月13日,宋庆龄给李云来信说:“大家都称赞你办事周密……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辞意,如果在万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也希望你能支配一部分时间,于每星期到福利会来帮助数次。”
  李云接到宋庆龄的信后,继续帮助中国福利会工作。1952年6月,根据组织安排,李云调到中国福利会。按照宋庆龄的意见,李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具体领导中国福利会的工作。1962年9月,李云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
  在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期间,李云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过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不少。中国福利会主要业务包括:儿童戏剧、妇婴保健、校外教育、出版、幼儿园、托儿所等。如何指导这些业务是一个问题。李云和福利会办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个建议:将中国福利会各下属单位分别由上海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福利会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托儿所交给卫生局,儿童艺术剧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等,这样将中国福利会各下属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内。
  李云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因此与中国福利会关系密切,中国福利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伍云甫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个建议送交给了周恩来。
  几天后,李云准备回上海,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来找李云,对她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国福利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国福利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
  后来,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邀请了上海市各有关局的领导,还请了前后两位市委书记柯庆施和陈丕显担任执行委员。宋庆龄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经齐请示总理同意。不久,齐燕铭到上海,向李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宋庆龄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燕铭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的小算盘。”对总理的指示,李云牢牢记在心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宋庆龄对此很不理解。同时,她对李云也很关心。1966年九十月间,她告诉李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国福利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并嘱咐李云:“你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
  当时,李云正被批判,被戴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压党”等一大堆帽子。其实,中国福利会的每年工作总结报告,都是首先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然后再送给宋庆龄主席的。然而,市委宣传部派出的“文革”领导小组把这说成是李云的罪状。他们还勒令李云将宋庆龄写给她的信全部交出来。李云回去与老伴商量怎么办?徐强认为这些信件决不能落到那些人手里,还是寄给周总理好。
  随即,李云将40封宋庆龄亲笔写的信全部装入文件袋,连同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寄给了总理办公室。就在这时,李云的大弟弟告诉她,他经过万国公墓时看到宋庆龄母亲的棺木被造反派挖出来,遗骸被乱丢在地上,棺木被农民弄走了。李云知道宋庆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于是连夜写信把情况告诉周恩来。经周恩来多渠道了解情况,随后万国公墓被军事管制,宋庆龄母亲的墓地得以保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因工作原因,李云离开中国福利会,1978年6月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一直保持和宋庆龄的友好联系。晚年的李云喜欢平静的生活,很少接受采访。谈及自己的一生,老人非常淡然: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虚度,为国家尽了小小的力量。”2013年8月16日,98岁的李云在上海逝世,留下了一段传奇。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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