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外公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100周年。再一次回忆祖辈铸就的辉煌业绩，再一次迈入祖辈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对祖辈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开祖辈书写的历史篇章，无不深切地为之感动。
　　“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
　　外公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16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外婆张六妹结婚，生育两男两女。不幸的是，两男早夭，只剩下两女，我是次女陈次莲的女儿。1949年下半年，外公将弟弟的儿子陈振新收为养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学。他从《朝日新闻》上得知北平发生抗议不平等条约的新文化运动，便毅然决然地中止学业回国，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在三尺讲台上，他积极宣讲新文化，支持创办进步刊物，引导学生们追求科学、民主。
　　“一师风潮”使外公深刻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此时，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得知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任务的外公便回到了老家，在一间简陋的老房子里，一盏油灯、一块木板，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潜心翻译。
　　外公的母亲张翠婠思想开明，虽然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但总是默默地给予支持。“误把墨汁当红糖吃”的故事，就发生在外公母子身上。
　　几个月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从此点亮了古老的东方大国。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20年8月，外公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外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终身不变的。他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党，但仍然积极为党工作，共产主义信仰也始终未变。他不仅参加“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的工作，支持学生运动，为党培养大量生力军，还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白话文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公表达了回到党内的愿望。毛泽东同志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久，外公正式回到了党内。
　　外公还是资深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修辞学、新闻学有开创性贡献。作为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深知教育乃一国之本，并以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治学，为复旦大学成为一流大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外公和我的丈夫不仅是祖孙关系，更因都爱读书而成为忘年交。记得外公曾经感叹：（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地去上学。年轻时，我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那样村民和孩子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也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
　　外公还对当时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感触良多。
　　比如，孩子们看书不会断句，也不懂得标点符号。“标点放的位置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标点符号就无法正确领会文章和句子的含义。”
　　再如，孩子们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些虚字，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表达内心想法。为此，外公特意编了一些“教材”，一个个教，一个个纠正。这就是他日后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一个最初动力。
　　“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
　　外公在对旧婚姻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他认为，恋爱是道德观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给好友刘大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近日的悲观，大半是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晓得我的泪是不肯轻易流泻的，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恶的悲观。”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外公对自己女儿的恋爱和婚姻持开放的态度。
　　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亲随外公去上海读书，父亲季鸿业则于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系学习。两个年轻人异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童养媳留下的女儿，所以外公家族里的人都不太同意这门婚事。只有外公力排众议，最后我的父母于1935年结婚了。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转而当律师的父亲不愿当亡国奴，在外公的支持下回到义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父亲既有“傲人”的学历，又是陈望道的女婿，因而声名远播。一方面，他得到了思想进步、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义乌县县长吴山民的看重；另一方面，中共义乌县委的地下党员也纷纷接近他。
　　1942年5月21日前后，浦江、义乌、金华、兰溪县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义乌县委号召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抗日。因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共义乌县委特别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即由民主人士担任队长。“八大队”的活动区域涉及金华、义乌、浦江和兰溪四地，因抗日战绩卓著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父亲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间担任“八大队”队长。
　　抗战期间，环境艰苦。母亲不仅是父亲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因为同时还要照料孩子，母亲更多的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日本鬼子丧心病狂，谁家住过游击队就烧谁家的房子，吴山民家就被日寇烧了三次。外公为了不让村民的房产被烧毁，便耗尽家产建了一座“九间头”房屋，供游击队员驻扎和休整。为了方便放哨、观察敌情，还特地在房子的东西两头各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大队”随新四军北撤至苏鲁根据地，父亲奉命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父亲和战友们数度重建“八大队”，恨得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大洋捉拿。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浙赣线“路北县政府”的县长。1949年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院长、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与敌周旋、坚持斗争。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父亲和战友的安危，最终积劳成疾，于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的人都称赞她“不愧是陈望道的女儿、季鸿业的知音、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父亲曾经为母亲写下一首词：明知此味难消受，偏是愁人后，红枫港下够伤人，何苦还求莲叶两相亲？将来春去年华走，痕迹徒然有。若将往事吊伊人，不过两行血泪透衫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母亲的深情。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农。外公经常给父亲去信，鼓励他要坚定信念。信上，字迹工工整整，没有一个潦草字：“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但是你还是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父亲能够在那个年代始终坚持信仰、努力为百姓服务，与外公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外公曾经多次对我和丈夫说：“我们这个家庭里有两个胆大的人，一个是季鸿业。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见一只老虎刚进前洞口，就迅速跑到后洞口迎着老虎，趁着老虎张开大口扑向他的时候，朝着老虎喉咙就是一枪。”实际上，外公是在夸赞父亲敢于参战打击日本鬼子和反动派的英勇行为。
　　另一个是蔡希陶。他是蔡葵的弟弟。外公在1930年与蔡葵结婚。1932年，蔡希陶深入人烟稀少的云南原始森林寻找植物标本，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到植物标本21000余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揭开了“植物王国”的神秘面纱，为云南植物学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多年前，著名作家徐迟曾经为他写过一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度关心家事
　　外婆蔡葵是一位有学识的女性，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她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她对我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
　　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等艰难时刻，她用亲情温暖我的心。她说：“只管念好你的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我在他们身边健康成长，一直到大学毕业。
　　每当临近假期时，他们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啊？一放假就过来上海啊！”一开始，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于是他们就会在那一天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就会非常着急，生怕出什么事。后来，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说几天。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惊喜。
　　20多年来，我每年假期几乎都会去上海外公家。生活在外公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了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那时，外公有专用的轿车，外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东西赶出来时，他的车子早就开走了。
　　1957年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看到“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月×日来我校讲学”的通知，便找外婆确认，得知她“获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可当那天到来时，左等右等都不见他们的身影。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讲学取消了。听后当场我就大哭了起来，校长这才知道原来我是陈望道的外孙女。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却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包括我们夫妇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外公。
　　我和丈夫在嘉兴工作期间，外公常常写信给我们，询问生活情况，更关心我们的思想。
　　他在1968年5月9日的来信中说：“我向来关心国事、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家事无人管，才稍稍注意一点，但仍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度关心家事。对于亲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当作接班人看待。希望他们超过自己，特别是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超过自己。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往往只看其大节，而略其细目。对于细目，又往往着眼于他的好处方面。”
　　1971年，我的丈夫带队下放到农村。外公知道情况后立即来信：“知道银生同志作为领导干部带头下放农村，你俩的思想上都是通的，心情也都是愉快的，尤为高兴。两人骤分两处，自需稍作安排，今寄上一点藉资弥补，请查收。希望银生同志下去之后加强锻炼。”
　　杭高不仅留下了外公当年追随共产主义信仰的光辉足迹，也是我青春梦想启航的所在。我在杭高的三度春秋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它赋予我的除了知识和师生情谊，更有永远的怀念。
　　2019年，在杭高120周年校庆之际，我在这所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母校设立了“望道奖学金”，学前辈精神，讲前辈故事，希望年轻的学子能从前辈的光荣和梦想中牢记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岁月，用红色的激情和脉动去拥抱我们的时代、事业和人生，将红色基因融入血液中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外公等人用他们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
　　（作者为陈望道先生的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