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20年7月21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澳广”）推出由该公司两位著名记者领衔采访制作的调查纪录片《“法轮功”的能量》，曝光该国有“法轮功”信徒因坚信李洪志的教义而拒医拒药病故。“法轮功”邪教对此气急败坏，除部分“法轮功”人员到澳广总部外进行滋扰抗议外，个别有“法轮功”邪教背景和通过参与炒作“法轮功”邪教谣言获益的澳洲医界败类，还化身道德卫士，充当打手，投书澳广网等媒体，试图转移焦点，丑化受访者，为“法轮功”和李洪志百般狡辩。对此，澳广8月8日发表本·赫尔利先生撰写的长文《澳广说得对，“法轮功”的教义确实具有危害性》（The ABC is right: Falun Gong has some dangerous teachings），揭示正是李洪志的邪教教义才害死众多“法轮功”信徒。

本·赫尔利先生曾加入“法轮功”十余年，在“法轮功”期间担任《大纪元时报》澳洲版编辑。他曾亲眼见证多名“法轮功”人员（包括高层）因拒医拒药而过早病故。图源：澳广

　　三年前，我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了我不再信奉“法轮功”。这篇文章最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不过随着读者的逐渐增多，在博客上与我互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人也开始与我进行联系。这些人年轻、聪明，也感到压抑，他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后，努力重新适应社会。他们能给予我的，只是表达对我的安慰和肯定。
　　三年过去了，他们仍发送电子邮件给我。尽管邮件所讲述的故事细节有所不同，但还是有许多一致的主题。
　　这些故事所表达的情绪，既有兴奋也有恐惧。兴奋的是，他们现在可以听流行音乐，或吃生鱼片，或喝啤酒，或发生性关系，或养成某种爱好，或与非“法轮功”信徒一起闲逛而不会感到肮脏和不洁净。至于恐惧，则是他们需要勇敢面对他们的那位“活上帝”（译注：指李洪志），要尽力把他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驱逐出去。
　　如果你没有信奉过像“法轮功”这样的极端信仰，就很难理解这些感觉的深度和复杂。脱离“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颠覆你（原来）的生活，放弃你（原来）的自信，去清醒地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接受过如何应对这种交流的培训。我总是问同我联系的人是否寻求过心理辅导。接下来，我只是努力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勇敢的，是值得尊重的，应该得到快乐，如果他们能够度过（脱离“法轮功”中）最初几年，快乐自然来到。
　　在我们的交注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是，“法轮功”的创始人兼精神领袖李洪志，到底是位凡人还是所谓无所不知的神，很难让人搞懂。许多人鼓足勇气后，才决定与我联系，因为他们相信李洪志能看穿他们的思想，李洪志的“法身”（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个精神维度，李洪志本人的“复制品”）就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思想。
　　放弃信奉“法轮功”后，有些人不敢告诉同样信奉“法轮功”的父母或配偶，因为他们将无法接受这点。对于那些明确表明脱离“法轮功”的人，其他“法轮功”信徒试图说服他们重归信仰的方式，或将他们锁在车里，或将他们关在亲戚家中。
　　另一些人则不得不与亲友断绝来往，因为这些亲友太过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轮功”信徒看，这样做自有道理。李洪志曾教导他的信徒说，那些信奉“法轮功”后又脱离的人，将会入“无生之门” ——换句话说，即下地狱。李洪志对此进行过详细描述，并将地狱比喻成“痰罐子”。当我第一次读到此处时，我不得不去查询一下“痰”的含义（译注：西方国家很少使用痰盂，故对李洪志将地狱比喻成“痰罐子”不太理解）。我现在觉得它很可笑，但对信徒来说这却是真实的。
　　与我联系过的人，都知道那些故事，一些人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出于对李洪志教义的理解，这些死者生前拒绝接受医疗帮助，与我联系的包括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我本人至少认识了四个人，死于可治愈疾病，通过熟人获知的此类例子更多。
　　那么，我的博客为什么能吸引到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读过我写的文章，认为我会理解他们的那种复杂感觉。西方媒体中，关于“法轮功”的普遍描述是，“法轮功”信徒是一群略显古怪但和善的人，他们信奉一些奇怪的教义。
　　这就是澳广关于“法轮功”的最新报道对日益壮大的原“法轮功”练习者群体为何如此重要，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自豪。澳广已经着手讲述一个已经被轻视或忽视了很久的重要故事。我发现该公司的电视报道、播客及在线文章都经过充分调研，颇具说服力，而且非常重要。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澳广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强烈批评澳广有关“法轮功”的报道。该文章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和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撰写。罗伯逊和我一样，是“法轮功”下属媒体《大纪元时报》的前记者。据一篇中文版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罗伯逊说，通过“法轮功”发现人生真谛后，他学了中文，这样就能体会李洪志原本（中文）教义。至于温迪·罗杰斯，则与“法轮功”有多年交往，原因是她担心中国政府正在摘取“法轮功”人员的器官——此说颇有争议，非本文所能概述。

▲马修·罗伯逊与“法轮功”资助的“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在一起。互联网图片

　　总而言之，罗伯逊和罗杰斯认为，澳广已经重新构造了媒体对“法轮功”的叙述，使得“法轮功”表现出更加险恶的色彩。他们说，澳广通过“法轮功”教义在医学方面的危险性、“法轮功”的秘密性和不诚实，将“法轮功”描绘成一种公共安全的威胁。澳广“驻外记者”和“背景简报”两栏目均驳斥了这种定性，回应说澳广只是给“法轮功”批评者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也为“法轮功”提供了公平的回应机会。不过，从我作为一名曾经坚定追随“法轮功”十二年的信徒角度来看，这样的定性不无道理。

▲温迪·罗杰斯（中）与“法轮功”的加拿大讼棍大卫·麦塔斯（左）合影。麦塔斯以替“法轮功”编撰“活摘”谣言而获利，罗杰斯遂跟随其后。互联网图片

　　罗伯逊和罗杰斯还认为，澳广对“法轮功”的信仰极尽嘲讽之能事。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苟同——尽管如今的我很难对“法轮功”关于同性恋者令人恶心、混血儿（死后）不能进天堂和外星人正慢慢占领人体的教义产生某种内在反应（更不用说“法轮功”内部那种虽未公开宣传但已广为人知的所谓“唐纳德·特朗普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一说了）。
　　但是，罗伯逊和罗杰斯企图攻击澳广报道的可信度，暗示澳广试图恶意侮辱“法轮功”修炼者，并把澳广报道定性为某种暴政表现，正是这点确实让我感到困扰。

　　▲柯琳·梅年轻时是一位颇具名气的舞蹈演员，她的丈夫为具有毛利人血统的澳大利亚著名爵士乐歌手，两人伉俪情深。丈夫去世后，柯琳为寻求心灵慰籍，加入“法轮功”，终因误信李洪志的拒医拒药歪理邪说过早病故。她的女儿莎妮·梅参与澳广《“法轮功”的能量》节目组采访，披露她病故过程。图源：澳广

▲莎妮·梅捧着因痴迷“法轮功”过早离世母亲柯琳·梅的遗照陷入深深哀思。图源：澳广

　　罗伯逊和罗杰斯声称，澳广的报道并没有“与信徒自身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不同意此说。澳广的记者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报道团队都做得更出色：走访原“法轮功”信徒，向他们询问“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澳广的记者，同包括我本人、安娜（Anna）和努拉特尼（Nuratni）在内的许多原“法轮功”信徒进行了交谈，他们还与莎妮·梅（Shani May）进行了交谈。莎妮·梅的母亲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位“法轮功”信徒，她在拒绝治疗后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死因是由高血压引发中风和癫痫病发作。澳广的记者们还与更多的原“法轮功”信徒进行了背景调查，以进行事实核查，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我进行了协助。
　　罗伯逊和罗杰斯以各种理由来反驳这些原“法轮功”信徒的观点和经验。两人声称，一个受访者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女儿，显然是无法忍受她那霸道的中国移民母亲。”（译注：这里指受访者安娜，虽然安娜的母亲是位中国移民，但她的父亲却是一位欧洲人，故安娜是个混血儿。夫妻两人最终因信奉“法轮功”问题，特别是因为安娜在“法轮功”内部遭到种族歧视问题分道扬镳）他们还声称，另一受访者将母亲的死归咎于“法轮功”（他们提醒说，那位名叫科琳·梅的母亲，去世时75岁）。他们说，还有一位（指的是我）是一个对自己以前的信仰感到不满和羞愧的改革派分子。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很令人反感，就好像我们的观点和经验无关紧要，应该忽略不计一样。据我了解，罗伯逊本人是位“法轮功”修炼者，所以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明白，他这种将我们边缘化的企图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译注：此处讽刺罗伯逊根本不具备“法轮功”的所谓“真善忍”要求）。
　　“国家电台”（RN）所属“背景简报”栏目播发了哈加尔·科恩（Hagar Cohen）详实且细致的系列报道，但罗伯逊和罗杰斯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点。我不得不问：在承认自己的行为失检之前，这些批评者还需要看到多少其他观点？罗伯逊和罗杰斯似乎是在要求媒体报道应该像学术论文或书籍那样，具有细微分析的深度。（译注：澳广著名记者哈加尔·科恩，参与采访原“法轮功”人员团队成员之一。国家电台是澳广下属广播电台之一，哈加尔·科恩等人的采访报道除了在澳广的电视台以视频纪录片的形式播出外，还以更为详尽的广播形式，在国家电台分三集播出）

　　▲安娜是名混血儿，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中国人。她父亲偶然之间接过“法轮功”人员递来的宣传单，从此一家三口开始痴迷“法轮功”。安娜的母亲从小就向她灌输李洪志“混血儿不能进天堂”的歪理邪说。图源：澳广

　　他们除了在澳广网站上对该公司有关“法轮功”的报道横加批评外，还与顽冥不化的澳广仇恨者们在《每日电讯报》上一唱一合，声称澳广被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称赞并有选择地利用（译注：澳广发表的揭批“法轮功”节目预告后，中国反邪教网给予介绍，“法轮功”借此抹黑）。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澳广的“宗教与道德”栏目发表过一篇整体支持“法轮功”的文章，这就驳斥了“法轮功”的关键指责，即澳广的记者们是中共代理人。
　　现在，每当有中国之外的媒体批评“法轮功”时，“法轮功”团体就以此竖起“我们正遭受迫害”的牌位，就好像他们在澳大利亚受到迫害一样。
　　我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法轮功”信徒对我讲，说我肯定是个中共特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法轮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的观念，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我对这种愚蠢选择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感兴趣，而且我保留批评两者的权利——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细微和差别。而澳广报道所表现出的，也正是这点。
　　除了寻求对重要主张的回应权之外，独立媒体也没有责任在撰写重要报道时一定要深入研究“法轮功”自己的说法。考虑到“法轮功”拥有自己的多语言媒体渠道，并投入大量广告预算来讲述其故事，我认为“法轮功”会安然无恙。
　　我赞扬澳广有勇气进行报道，并坦然面对随之而来的“法轮功”及其盟友抗议和压力。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报道，因为还有很多要说的。我认为，应将“法轮功”的怪异教义与其他主流宗教的教义区别对待——“法轮功”的头目还活着。“法轮功”对其教义的解释，往往抠的是字眼，而不是引申。“法轮功”学员相信李洪志是“神”，他们信奉他讲的每个字，李洪志对信徒的言行有巨大影响。
　　对于“法轮功”媒体内容的读者，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特别针对政府人士就国家对华战略问题向一些“法轮功”信徒咨询这样的问题——这些“法轮功”人员向政府人士提供咨询时，他们的观点是否体现出他们个人的独特、独立和深思熟虑？或者他们是否只是对某个人的观点言听计从（译注：这里指“法轮功”渗透澳大利亚对华合作机构一事，本·赫尔利质疑这些“法轮功”人员将会听命于李洪志而非从专业角度提供对华政策建议）。
　　注：本·赫尔利（Ben Hurley）是位现居台湾的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商业话题写作。他曾信奉“法轮功”十二年，2013年起脱离“法轮功”。他曾参加并接受澳广调查报道节目《“法轮功”的力量》（The Power of Falun Gong）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