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20年07月31日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字体颜色: 字号:[ ]
中国历代著名家教选介(一):总论

  第一编 总论
  国学家教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家庭不仅是生产、生活的最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单元,孩提时代思想行为的最初和最持久的灌输者和影响者。这位众多的回忆录和人物传记所证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子女教育是在家学私塾以及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完成的。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提出了“立人”的思想。孩子最早的教育是在家里进行的,是在父母等亲人的关注下长大的。“立人”的起点在家庭。家风是孩子在父母亲人最日常最世俗的一举一动中耳濡目染的身教言传。它日积月累渗透到孩子幼小心灵的深处,慢慢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开花结果。
  国学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中的“无逸”篇,就是周公旦对侄儿成王的家教中国最早的诫子书《母训》,即是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公父文伯之母训诫儿子的记录。至于北朝时代最有名的家训《颜氏家训》和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的清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更是影响深远。自汉至唐、从明到清,各种进行家庭教育的家训、家书、家规、弟子书、母训、女诫、童蒙读物、增广贤文更是汗牛充栋,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共著录中国历代出版的家训著作一百一十七种,其实公开出版的家训远不止这个数,很多家训并未收入丛书中。比如清代的《金氏家训》、民国年间出版的《万福堂家规》等等。其中堪称代表、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孔子家语》、《颜氏家训》、《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包拯、司马光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程子四箴》、《童蒙训》、《增广贤文》、《神童诗》、《金璧故事》、《幼仪杂箴》、《霍渭厓家训》、《洞学十戒》、《小儿语》、《社学要略》、《好人歌》、《弟子规》、《小诗、《温氏母训》、《林氏集训蒙诗》、《夙兴夜寐箴》、《名贤集》、《家常语》等四十多种。
  国学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融会贯通,中国传统家教文化是民族精神培养孕育的摇篮。中国传统家教文化充分饱满的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社会成员民族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优秀成果,营造现代家教文化氛围,是当前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历代家教的性质和特征
  国学家教是传统的家庭教育,是一家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中国古代以家为社会本位,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自身修持开始,逐渐扩大到国家天下,所以对家庭教育尤其重视,也因此历史上的家训、家戒层出不穷。其间内容固然繁富、斑驳,但主题却非常突出,指导思想也十分明确,即以学会“做人”作为“第一要义”。其中以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次作为最高境界,以儒家圣贤关于“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美教化”作为家教的内涵和成败标志。作为封建时代的家教,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国学第一,家教文化具有初始性、持续性、长期性这一明显特征,往往会给人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家教是以家庭为载体,由父母或塾师主导,而且往往是通过家庭日常生活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文化教育和思想灌输。它往往从孩提时代漫蹒跚学步就已开始,而且伴随着身体和知识的成长而成长。它是大把大把时间的积累,是一种默默持久的薪火相传,是一种不惧世事沧桑不惧艰难险阻的对美好德行的顽强坚守。现代教育研究证明,早期教育是人生教育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它对一个人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心理行为、性格爱好,乃至善恶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颜氏家训》所云:“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这都是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中国的早期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教或家训来实现和完成的。中国历代一些杰出人物,他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政治家、史思想家,与其家庭教育,尤其是孩提时代父母的影响具有和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如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孟子之所以能成为儒家代表人物、孔门的亚圣,没有成为丧葬者、屠夫和商人,恐怕与母亲的教育和决策关系极大。还有岳母刺字,岳飞之所以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爱国雪耻责任感和紧迫感,与岳母“精忠报国”系!东汉的范滂是为很有操守和节义的党人。他被关入监狱,竟对狱卒说,其他犯人身体不好,毛病多,要打就先打我!公元169年,朝廷的当权太监下令逮捕范滂。县令郭揖接到命令,不肯动手,想和范滂一起逃亡,范说:“我不过一死而已,怎么好意思连累你呢,何况我真不忍心让老母亲跟着我颠沛流离。”他和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弟弟孝顺,会照顾您,我死了,您别太难过。想不到老母亲回答:“你今天能和李膺、杜密这样正直敢言的人一同赴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你既要留下清正的美名,又要长命百岁,这怎么可能呢?”范滂跪受教诲,拜别老母,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苏轼的母亲程氏,有一次读《后汉书·范滂传》后叹息不已,苏轼在一旁问:“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您能允许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是母子同以操守节义互勉互励的一个典型事例,几乎所有讲述东坡生平的文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个细节的。
  国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家庭教育是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是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尤其是感染熏陶的,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客观效果。父母将自身经历乃至祖辈的奋斗历程、人生感悟、理想追求、爱憎情感乃至民族的督促和勉励不无关认同和国家观念融入到家教之中,对子女和后人进行现身说法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感染和教化的目的。父母是子女最亲近、最信服的人,其言行和成败得失为子女所亲见,家族祖辈更有一种血脉上的渊源。他们对子女及后辈的关爱和膺寄,为子女和后代亲历亲身所感,因此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打动和感动子女和后人。所以《颜氏家训》曰:“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意思是说,同样一句话,由亲人说出来,更容易使人相信;同样一件事,由亲人发出指令,更容易使人服从。
  国学第二,中国历代家教是植根于封建生产关系之上,是以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出发点和依据,因此它必然带有封建文化的烙印,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对历代家教文化必须批判性的继承,必须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全盘接受。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家教文化是民族精神培养孕育的摇篮,在民族精神的培养孕育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全盘肯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国学一般说来,一些优秀的家教读本,其中提倡的爱国忠义、自强不息、敬老尊贤、勤俭节约、团结友睦、仁爱济世,按照今日的流行语汇,都属于“正能量”,都是可以借鉴吸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加以发扬光大的。但是,也还有些体现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局限,或者剥削阶级意识,如轻视体力劳动,将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等不同等级,而且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将读书强调到天下唯一的地位,而且将读书视为为官作宦的唯一目标,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汪洙《神童诗》)。另外,强调遇事避让,不要得罪人,不去坚持真理,不要挺身而出等处世哲学,如“恶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论大小人,好人不得罪”(《好人歌》)等,对社会风气的净化、激浊扬清也有消极作用。即使是一些很有影响、有很好示导、激励作用的家书家教,如郑板桥、曾国藩的家书,吕本中、颜氏家训中的家教,也有一些不健康、于今日时代要求不吻合的东西,需要加以厘清和提出。如郑板桥为人不苟且、不因循,正直爱民。他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等最能体现他操守气节的诗句为人人所熟知。但他在家书中却告诫自己的弟弟千万不要与人“联名告官”(《潍县署中寄四弟》)。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嵇康,为人更加高傲和洁身自好:淡泊名利,向往林泉。他“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深山采药,流连忘返;专注锻铁,自我放废。司马昭曾欲征辟,嵇康不应;好友山涛推举他代己,他为此竟然要与山涛绝交。大将军钟会出身名门,善《周易》、《老子》之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为人乖巧浮躁,又是司马昭夺取曹魏政权的心腹。他想结交嵇康以拉抬自己的声望,但素知嵇康孤傲,怕遭拒绝。有次他揣着自己写的《四本论》去见嵇康,走到门前,还是不敢叩门,便将怀中的《四本论》从院墙扔进去,回头便走(《世说新语·文学》)。还有一次是硬着头皮去拜访嵇康,“乘肥衣轻,宾从如云”,但嵇康却是“箕踞而锻”拒不接待,为此种下杀机。就在这种极为险恶的环境下,他又不避厉害,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诬,结果被捕下狱。嵇康下狱,“豪杰皆随康入狱”;嵇康临刑,三千太学生上书司马昭,愿以康为师。其风采魅力,成为当时士子偶像式人物。临刑之际,“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晋书》卷49“嵇康传”)。面对死亡阴影显得如此从容:不惧己死,而忧美妙音乐的失传,何等旷达的人生和完美的生命乐章的终结!但如看看他在狱中给年仅十岁、不更事的儿子所写的《诫子书》,千叮咛、万嘱咐的则是要儿子如何学会机巧,如何学会与人沟通和避让,并为此设计了一套玲珑甚至庸俗的处事方式方案,简直不相信是同一人所为,如:
  国学(对人)只应尊重他就可以。不应当过于亲密,不应当屡屡拜访,拜访应当有合适的时机。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去拜见,又不应当独自呆在最后,更不应当在那留宿。之所以这样,因为长官喜好询问世上之事,或许有时会揭举,那么怨恨的人会说有人告密,就无法自我开脱了;
  国学在酒宴共坐,看见有人争论,其情形似乎要激化,便应当尽快离席而去,这是将要发生争斗的征兆;
  国学切莫强要了解他人隐私。他知道的我也知道,就会对我有所忌恨。如果知道而不说,那么见到人们私语便走开。有时偶然知道了他们的私事,如果赞同还可以,如果不赞同,则他们担心事情泄露,想杀人以毁灭痕迹。不是心中所钦佩的人,而前来嘲弄嗤笑朋友的缺点,只不要应和;从意见稍有相同转变为完全不同,也不要过于凛然严肃,尽快用沉默无言回答他。也就是不知道了。如果看见有人窃窃私语,便应起身离去,不要使他们忌恨你;
  国学不要纠缠不舍而强行劝人喝酒,别人不喝自己就应停止;如果有人来劝自己饮酒,就应该为他端起酒杯,不要稍有违逆。看到别人醉醺醺便应停止,绝不要喝得大醉,以至于不能自制。
  国学从表达上看,也是重复颠倒,翻来覆去,缺乏层次,很难相信是一位文章大家的手笔。鲁迅曾为此感叹道:“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老子,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呢!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
  二、中国历代家教的分类
  国学现存的中国历代家教类著作有一百多种,其写作方法并不统一,因此形式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其基本类型大致可以分成五种:
  国学1.庭训类。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依据儒家经典,随时对子女进行教育,然后分类整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颜氏家训》即是这类家训的代表。该家训共分七卷二十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谈个人的经历,同时引述历代正反两方面人物事迹,总结其经验教训,或进行理论分析,或指陈利害,使子孙引以为戒。这种庭训形式的家教在历代家教中占比重较大,如《袁氏世范》,《孝友堂家训》等等。
  国学2.家规。又称家范、家仪、宗规、世范。直接定出家规条款,张榜公布,甚至让子弟朝晚诵读记忆,让家人共同遵守。这类家训以元代郑涛所编((郑氏规范》为代表。该家规中共列出条款一百六十八项,制定出家中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奖惩等等,使家庭成员共同遵守。有的家长为了加深印象,采取强化教育的方法,如每天早上将子弟家人集合在一起,集体朗读家训;每逢初一、十五祭祀祖先,便率领家人温习祖训,反思省查,警戒后人这类家训中包括《孝友堂家规》,《谏水家仪》、《郑氏家仪》及民国年间的《万福堂家规》等等。尤其是《万福堂家规》,借鉴了现代社会的一些法规条款,使该家规体例完备,很有系统,家规共分十章,七十五条,从万福堂的组织,直到功过赏罚井井有条。
  国学3.家书家信。通过往来书信发表对人生世事诸种看法,用儒家道德标准和用世思想对子弟进行教育引导,久而集成一部,形成较完整的系统。这类家训以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郑板桥的《板桥家书》为代表,民国甘树椿的《甘氏家训》等也属于此类。
  国学4.陈述家主及祖先的经历,使子孙感悟人生的艰难,启发教育子孙懂得人生及处家的道理。如傅山的《霜红完家训》,谭献的《复堂谕子书》,袁黄的《训儿俗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国学5.用诗歌的形式,对子孙加以训诫,便于记诵,也易于流传。形式上大多是四言,也有五、七言。如南宋著名理学家吕本中的《吕氏童蒙训》,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太公家教》、《许鲁斋诫子诗》、《金氏家训》等,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另外还有一些家训是以格言、警句、随笔的形式出现,如《愿体集》、《余斋耻言》等。
  国学中国历代家训虽然形式多样,但在内容上基本上分为家规、家仪、家教三个方面。家规是家庭的法规,有的家训直接列出条款,要家人遵守,有的则是在家教的同时立出规矩;家仪是家庭的礼仪,主要指日常的起居及婚、丧、祭、冠等礼仪,也有的家训把家仪与家规、家教放在一起,不分条条。家教主要是向家人讲为人处事的道理。告诫家人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合在一起,就是家训的全部内容。尽管不少家训没有用“家规”或“家仪”等名称,但每一种家训基本上都包含了这三项内容,下面加以略述:
  国学(一)家规
  国学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国家由个体家庭组成。家庭的稳定,直接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从这句话中,足以看出家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国法的互补作用。因此,家庭的立法,在封建家族社会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家规的确立与否,甚至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清代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规》中说:“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已,辱身丧家。不知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呈世界,孝友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这段话不仅概括了家规的重要意义,也恰好说明了家规的首要内容。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要有秩序,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纵观中国历代家训,也都是以此人手而制定家庭行为规范的。下面以《郑氏规范》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家规的内容。
  国学1.立祠堂。立祠堂是家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郑氏规范》中规定:家中要“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参,俗节荐时物,四时终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在封建家族中大多都建有祠堂,也称家庙,用以供傣家族中列祖列宗的神位。最初人们是遵循周礼中的一些规是进行,到宋代朱熹的《文公家礼》出现后,人们争相效法,几乎成了一种制度。《孝友堂家规》中说:“孝友为政,立祠举祀,其先务也。”祭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报本,使族人知晓一族之由来,从而起到维系家族,团结家众的作用。程颐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对于祭祀,《郑氏规范》中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时祭之外,不得妄祀邀福.凡遇忌辰,孝子当用素衣致祭,不作佛事,象钱寓马,亦并绝之。是日不得饮酒、食肉、听乐。”古人不准为邀福而“妄祭”,这对今天有些人大兴祭奠祈福也是一个教育。尤其古人不许在祭日吃肉饮酒,也是对今人趁机大吃大喝的一种讽刺。它已经超出了家规的界限,对人们都应起到约束作用。这对我们今天移风易俗,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家祠在一个家族中,是个十分神圣的所在,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灵魂。除了祭礼之外,家祠还是家族中对子孙过行教育的场所,也是决定家族中重大事情的重地。《王士晋宗规》中规定:“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按生理,毋作非为.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认,共成美俗。”家祠还是执行家法的地方,如子弟不肖,做了犯法的事情,族人便汇集在家祠中,面对列祖列宗,对其进行责罚。如《蒋氏家训》中规定:“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史诫谕之,谕之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这犹不改,甘为不肖,则告庙摈之”。但随着中国封建家族社会的解体,家祠自然被社会的发展所遗弃,而成为历史的尘迹。
  国学2.定家规。家规是要求全家人共同遵守,无论家长还是童仆,都必须努力遵从。所以家规中对不同身份的人,都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对家长的要求:家长是一家的核心,家长的行为,直接影响家族中的风气。《郑氏规范》中规定产为家长者,当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临事之时,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就是说家长要以身垂范,从自己做起,要明辩是非,处事公平,这样才能督率众人,振兴家业。对子孙的要求:一般家规中对子孙的规定较多,从读书、做人,到择师交友,几乎都有规则,子孙不得违反,违反了就要受到处罚。如《郑氏规范》中有这样的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若沈迷酒色,妄肆费用,以与亏陷,家长贾实罪之,与私置私产者同”。就是说,如果掌管家财的子孙酗酒、乱花妄费,以致亏空,与私置财产者同样抬罪。如果犯了其它的家法,也会爱到相应的惩罚。对媳妇的要求:几乎每部家规中,都有对媳妇的具体要求:因为古人认为,媳妇对家族是否平安,将起到很大作用,所以规矩也格外多。《郑氏规范》要求:“诸妇必须安祥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娣似以和,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咖做不到,便会受到处罚。古时不少家规中还规定休妻的一些具体条条,表现了较浓的封建意识。
  国学家规中除以上主要内容外,还涉及到家庭中的许多方面。如《郑氏规范》中还规定了什么时间发给家人衣服费,甚至家庭财产的保管,子女婚姻,抚恤族人等都有专项条规。
  国学家规之所以带有“法”的性质,就是它所定下的条款,与惩罚相联系。如果违反了哪条,便要受到处罚.如《王士晋宗规》中有这样一条:“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如有人损坏、油污,族长同族众,即在祖宗前量加惩诫。”更严重者,如偷卖谱牒,则“众共浏之,不许入祠,仍会众呈官追谱治罪。”可见古代家法,是对国法不足的一种补充.这也正是家规与家仪和家教的不同之处。
  国学(二)家仪
  国学家仪是古代家训中规定的居家礼仪,包括日常的起居和婚、丧、冠、祭诸礼仪,也是家庭中的一种行为规范。
  国学1.日常杂仪。日常杂仪指对家人日常行为仪节的规定。如子女对父母的“晨昏定省”(早晚问候)之类。司马光《谏水家仪》规定:“凡事父母,妇事舅姑(公婆),天欲明咸起盟,漱栉,总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这之所省问,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等等。家仪中日常杂仪的内容,是家庭成员每天行为的模式,因此具有礼仪的性质。
  国学2.家礼杂仪。这里说的家礼杂仪,是指家庭中所行婚礼、丧礼、冠礼、祭礼等的一些具体规定。如《孝友堂家规》后附“家祭仪注”中规定,“晨起栉沐后,入祠三揖,自入小学,便不可废。朔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设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设祭,行四拜礼。”元代郑泳的《郑氏家仪》,则对婚、丧、冠、祭四礼的仪式,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祭礼”,家长如何率众行礼,如何上香奠酒,行几拜礼,喊什么口号都有具体程式。这些仪式大多是遵照《文公家礼》的规定执行的。这些礼仪对今天仍在产生影响。但唯独“冠礼”今已不存。所谓“冠礼”,是指男子到了十五岁至二十岁时,要行礼加冠,表示他已成人。我们认为,这一传统在今天应该加以继承。当然仪式不可能尽遵古礼,可以加以变通,规定每年的某一天为“成人节”,不论男女,凡年龄到了十五或十六岁,都要在这一天过“成人节”,也举行一定的仪式,使孩子们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不仅可以增强孩子的责任感、自信心,也可以培养起孩子们的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立能力。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极有好处,可以解决今后因独生子女多,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国学(三)家教
  国学家教是家训中最基本的内容,家长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观察研究,对子孙加以训诫,其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凡人生中所能经历的一些经验教训,家训中几乎都有论述。如读书、处世、择友、从师、勤俭持家等.从家教的众多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二个方面:居家和处世。
  国学1.居家。就是教育家庭成员,在家中要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勤俭节约、教子读书等。做到了这些家道便会兴盛不衰。¹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友爱兄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古代社会中,人们把孝梯看作是人伦大节,为人处世的根本。人们往往认为能孝亲才能忠君;能友爱兄弟,才能与人善处。有子说:“孝梯为仁之本,乌有孝亲佛亲,而不修德行善者。”古时孝敬父母主要表现在侍奉父母,顺从听话,养老送终等方面。友爱兄弟则表现在兄弟之间互相帮助.不争财,同居不蓄私产等方面。《朱柏庐劝言》中说:“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是大不孝,而“有无不通,长短相竟”,是大不友于兄弟。另外,帮助族人也是孝梯的一个方面。《张杨园训子语》中说:“一族之人,有贤有不肖,在贤者当体祖宗均爱之心,曲加保护,不使一人失所,若专已自私,不相顾恤,有伤一体之谊,是为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些传统美德在今天更是应当发扬的。现在有些人不肯瞻养父母.兄弟间为了一点小事便反目成仇,这是缺乏道德修养的表现,这些行为应当受到全社会的痛斥。当然,我们在吸收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应当扬弃古代家训中不合理的东西。如有的家训中要求人们,父母的话无论对错,都要一味服从等。
  国学居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勤俭持家,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这对我们今天的家庭生活,仍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朱柏庐劝言》中说:“勤与俭,治生乏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匾,财匾财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黯者入行险侥幸之途”。这一训诫,十分富有辩证思想。不勤劳收入必然少,如再不能节俭,必然会动歪脑盘,不少人正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孝友堂家训》说:“勤俭一源,总在无欲,无欲自不敢废当行之事,自无礼外之费,不期勤俭而勤俭矣”。就是说该用的则用,不该用的不妄用,这自然就做到了勤俭。一些家训中还主张勤俭当从家长做起。如《原体集》中说:“主人为一家观瞻,我能勤,众何敢惰;我能俭,众何敢奢。”家长以身示教,是勤俭持家的最有效方法。
  国学但是节俭并不是要人们吝音,充当守财奴。不少家训中认为:合于礼之用,百金不为奢,非于礼一毫不可费。蔡示远《示子弟贴》中具体地指出:“家中须节用为先,每日食用须有节制,轻用不节,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为心,凡义所应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纸笔油盐,以至微物,皆宜爱惜。宜用处则不然”。古人这种正确的俭、吝观,很值得我们效法雷锋正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当代典范,他要求自己,生活向最底标准看齐,但人民公社受灾,他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全部存款,可以说雷锋精神中也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芒。
  国学再一点便是读书做人。历代家训中,都十分重视教育子弟读书做人。大多数家训都认为,教孩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寻上达之路,更主要是读书做人。《朱柏庐劝言》中说:“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曾国藩要儿子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朱柏庐劝言》中还说:“子孙不读书,则不知义理,一传再传,童贵蠢蠢,有亲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于固陋,慧者习为黯诈,循是以往,虽违禽兽不远,弗耻也。”不读书就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古今不易之理。不少家训还主张除学习儒家经典之处,也要学习“杂艺”,如书画、医药及农工商贾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国学2.处世。处世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作为及与人相处。古人的处世之道讲求自立、择支、与人相处等等,许多道理对今天的人们还是大有教益的。它包括下面几个内容:
  国学一是立志。人生于世间,首先要有一个志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人不立志,终生没有目标。如果人的志向低下,只能成为一个俗人。所以古人在家教中,主张从小要立志。《药言》中告诫子弟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之说也。”人无志不、Z,不立则庸庸碌碌。《椒山遗嘱》中说:“幼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向,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们第一先立起志来”。所谓立志,并不仅仅是以做官为目的。做人也应有个志向,如立志做个品德高尚的人,就会修身笃行,虽利诱不能移其节。否则,稀里糊涂,随遇而安,没有不流为庸俗的。
  国学二是择友。古时朋友居“五伦”之一,古人认为朋友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白公家训》中告诫子弟说:“友为五伦之一,慎于择交,惧其损也。道吾过者是吾师,夸吾好者是吾贼。近芝兰则气味日祥,近恶臭则秽污日增,可不俱哉。”一个人交到什么朋友,对人走什么路、成什么人至关重要。《张杨园训子语》中说:“师友一入家门,子弟南尚,因之以变,术业因之以诚贤则数世赖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谓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择之又择,慎之又慎。”然而,也并不是对人一味采取拒接的态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人认为只要不是卑鄙小人,还是可以与之交往的,但要能体谅地性格上的弱点。《高忠宪公家训》认为:“取人要知圣人取狂捐之意,狂捐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恶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与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与小人相眶,与君子为仇,最是大利害处,不可轻看。吾见天下生此病者甚多,以此知圣人是万世眼法”。所谓“狂”者是指进取而无所顾忌的人,“捐”者是指独善其身而不问外事的人。这二种人虽各取一端,不无片面,但不失为君子,可为良友。《温氏母训》则明确指出:“汝与朋友相与,只取其长,弗计其短,如遇刚惶之人,须耐他决气,遇俊逸人,须耐他阅气;遇朴厚人,顺耐他滞气;遇桃达人,须耐他浮气。不徒取益无方,亦是全交之法。”真是至理透悟之悟。如果一味求全责备.那么人的一生便无朋友可交了。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选用人才方面,也应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祥才可各尽其才。»与人相处。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怎样与人相处,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孝友堂家训》中说:“与人相与,须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为人所容。颜子犯而不较,孟子三自反,此心翁聚处,不肯少动,方是真能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即以声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尝读书者也。”有度量能容人,不仅是个人修养程度的表现,也是与人相处的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对人要能做到忍让,让则无争,无争则不生怨。《高忠宪公家训》告诫家人:“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不仅是在处人,也是在积德。但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同别人发生某种利害关系,只有善处,才能与人相安。《朱柏庐劝言》中说:“处人伦事物之间,有顺有逆,即不能无德怨。自处之道,有树德,无树怨,固然也.人情则不可知,处之之道,我有德于人.无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于己,当反己而与人平之。”就是说与人相处胸怀要大,切不可斤斤计较。如果一味争强好胜,就可能招谤惹祸。家教中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对增长人的品德修养,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三、中国历代家教的内容
  国学中国历代家教无论是家国家法、家训家教、家书家仪,其确立标准和依据皆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准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目标。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它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中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今日铸造发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尤其是在今天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家教中的德育观念,如对此加以适当的改造,则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思想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学第一,发扬民族精神,继承爱国主义传统
  国学中国历代家教文化是以民族精神为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的,而爱国主义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和核心所在。
  国学中国历代家教文化都非常注意爱国主义教育,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大丈夫当拼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丈夫无国更何家”等鼓励子弟杀敌疆场、卫国保家的名言、训诫,几乎每一种家训、家规、家教读本中都会充斥其间。许多名人名将,慷慨赴敌乃至为国捐躯,都与从小就受这种爱国主义熏陶不无关系。宋代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从小生于战乱之中,“儿时万死避胡兵”。他的父亲陆宰,老师曾几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又有担当的正直士大夫,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儿时陆游的爱国情操培养关系极大。陆游在后来曾回忆说:“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韩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段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长,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正是这种父辈和老师的爱国思想教育和感染,培养了少年陆游的爱国爱民思想,立下“扫胡尘”、“靖中原”的壮志,并一生为之奋斗不已。直至临终,还写下那首著名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让爱国精神代代相传。
  国学吕本中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曾祖吕夷简与伯父吕蒙正,三子吕公著三代为相,次子吕公弼也官至军事最高长官枢密使。《宋史》本传称:“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公著与其父居其二,士艳其荣”。吕本中著有《吕氏童蒙训》目的是让自己的后人了解祖宗的德业,使之流芳千古,并以此激励后人。该书以其曾祖父吕公著、祖父吕希哲、父亲吕好问为主线,凡涉及能其祖辈长处的有关人物、点滴事件和言论都加以汇集。但训诫例举之中也以儒家经典为据,告诉后人许多做人、处事、为学的道理,也不乏闪光的真理成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於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钦宗建炎元年(1127)二月,吕本中之父吕好问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兵部尚书抵御围首都开封城之金兵,本中亦随父留在围城中,并“夜间雪中布衣芒鞋传达意旨”(《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二引秦湛《回天录》),参与策划布置,亲历了京城被围及陷落的整个过程。这一特殊经历所激发的重大社会责任感,使得诗人慷慨悲歌,“以韵语记时事”,留下了一组组惊心动魄的镜头,史诗一般的展开天崩地解之际的历史画卷,其中有汴都军民高涨的抗敌热情:“贼马侵城急,官军报捷频。民心皆欲斗,天意已如春”(《京城围闭之初天气晴和军士乘城不以为难也因成四韵》);有对宋廷上层的腐败怯懦的指斥:“国论多遗策,人情罢请缨。有谁似南八,血指众心惊”,“万事多反复,萧兰不辨真。汝为卖国贼,我作破家人”(《兵乱后自嬉杂诗》其三、其九);更有城破之日金兵的残暴肆虐的真实记录:“城北杀人声彻天,城南放火夜烧船”(《兵乱寓小巷中作》)。使这位讲究“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著名理学家表现出一种极为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感!
  国学受家教熏陶,培育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自然不止陆游和吕本中,而是代有其人,累若贯珠。众所周知的岳母刺字,让岳飞成为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民间故事中的杨家将,从杨老令公杨业、佘太君,到杨业的七个儿子,到孙子杨宗保、孙媳穆桂英,为反抗外族入侵,或死或伤,可谓一门忠义。北宋有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教育赴敌疆场的子侄云:“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楚汉相争时,项羽扣押汉大将王陵之母,欲迫使王陵降楚。王陵之母却伏剑自杀,以坚其子灭楚之志;东汉辽西太守赵苞之母为入侵的鲜卑人掠为人质,危难之中,赵母却教儿以民族大义而慷慨就义。这些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之志,给子女极为直接也最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国学第二,倡导“孝悌”,修身齐家o
  国学在中国历代家教文化中,“家”和“国”是连在一起的,要想“保家”必须“卫国”,“卫国”也就是“保家”。至于如何“齐家”,如何兴业,首先的前提就是“和谐”。班固在一位汉家宗室的传记中感慨说:“福善之门,莫美于和谐;患咎之首,莫大于内离”(《汉书·东平思王宇传》)。著名的家教教本《增广贤文》中也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夫妇和而家道兴”。中国传统天道观主张“和合”,由此而衍生出“以和为贵”的人际价值观,以及“至中和”“求太和”的哲学思辨。这种天道观表现在家庭观念上则是传统家教文化认为“兄弟怡怡,宗族欣欣”,“家和福自生”,“家和万事兴”。
  国学要想“家”齐、“家”和,叔伯兄弟、婆媳妯娌、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和谐共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倡导“孝悌”。所谓“孝”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强调“父慈子孝”;“悌”是指兄弟之间的关系,所谓“兄友弟恭“。当然前者也包括婆媳之间关系,后者也包括妯娌之间关系。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家庭中的“孝悌”。众所周知,儒学的核心的“仁”,而“孝悌”则是“仁”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和前提:“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韶则指出“孝悌”是家教的核心:“愚谓人之爱子,但当教以孝悌忠信,所读须六经孔孟,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居家正本制用》);明儒姚舜牧在其家训中则将孝悌教育作为成人的基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药言》)
  国学由于家庭特殊的亲子关系,在家庭和睦诸种关系中,“孝”被认为是子女最应具备的根本性的德性,也是做人的前提,因而孝成为家教的首选品德,所以蒙学读物《三字经》说:“首孝悌,次见闻。”家教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宣扬孝,而且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必须灌输和培养:清初朱柏庐,在其著名的《朱子治家格言》中就这样论定:“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可知孝亲悌长,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他认为孝是人人可为的德行,“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让枣有何难事?”而如果人做不到孝,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德性,“孝弟为仁之本。乌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而有德性、特别是有孝心的人,是定有好的回报的。“乌有孝子悌弟,而不为乡党所称,皇天新佑者?”
  国学古代家训中对孝的解读,虽然每个论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主旨是尊敬与爱戴父母。如司马光对子女就有这样的具体而明确的训示:“父母之命,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父母所嘱之事办完了,应即时告知;做不到的,也应“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则应“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子女外出,也应对父母说一声,回来后,则要对父母报声平安。司马光尤其强调:“凡人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司马文正公集·训子孙文》)。显然,司马光这里所着意强调的是在态度上礼敬父母,在生活上关心父母,敬畏之中,又包含了一种深情、体贴和关怀。这种意义上的“孝”在现代社会,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我国已步入了老年社会,而家庭养老又是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因此,传统孝道中的合理内核,是大有其借鉴价值的。
  国学第三,敦睦四邻,扶弱助贫
  国学中国一些著名家教都很注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明代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告诫家人:“处家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如弟子童仆与人相仵,皆当反躬自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郑太和等在《郑氏规范》中用大量篇幅告诫家人要“和待乡曲”,“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要求家人体恤穷人疾苦,积极扶贫济困》。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也告诫家人,邻里之间应和谐相处、互相照应,即使对帮工佣人也要“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中,这位“中兴名臣”也经常教育子弟泛爱众而亲仁,要求家人“见贫困者,须加温恤”;对待邻里“饭酒宜松,礼貌宜恭”。明儒高攀龙于此更有通俗而具体的表达,他说:“古语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赢余以济人急难。去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以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
  国学这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观念,实际上是处理家庭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外延,也是中国传统天道观“和合”首先在人际关系上的再现。对街坊、乡邻乃至路人强调扶弱助贫、尊老爱幼、宽怀为善,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暴寡,强调“德莫大于和”;主张宽容、仁爱、和平,这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忠厚善良、追求和谐、热爱和平等民族精神在人际关系上的体现。
  国学从思想体系上,这种敦睦四邻,扶弱助贫观念更是一种平等意识的体现,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明儒许相卿则教育家人:爱无贵贱,对“臧获”即奴婢与贱民,也要将他们看成是有血有肉的人,应经常考虑到他们的饥寒,不要将他们视作牛马,让他们过于劳苦,他们有疾病,也应适时予以治疗;他们长大成人,也应帮助他们成家立业。(《许云村贻谋》)。宋儒袁采在家训中也同样要求家人关心婢仆的冷暖,并特别提出,在冬天天冷时要安排好他们的住处,使其免于风寒之苦。这种叮嘱也同样体现了富有人道精神的关怀(《袁氏家训》)。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个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代家教中提倡“爱无贵贱”,体恤下情,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就更加显得珍贵!
  国学历代家教中这种人道精神以及与社会风俗的对抗,还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怀上。人为天地之灵杰,人的价值是至上的,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传下的古训,但古代社会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常有溺杀女婴的不幸事件。战国时期的韩非,早就对此有过猛烈的批判,历代家训中也一再告诫,生女不能不举,否则有违仁道。如颜之推就有过这样的议论:前人说过,盗不过五女之门,女孩带给家庭的拖累确实也是很大的。但天生万民,人类生生不息,生男生女都是必须的。而世人生女却遗弃之、溺死之,这有违人的天性。这种生命关怀尤其是对女婴的生命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匡扶和更正的男尊女卑宗法社会的偏差,对社会意识有一定的矫正作用,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国学历代家教中这种对生命的关爱,还从人类进一步推广到整个动植物界,形成一种护生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虽然与佛教信仰“不杀生”有很大关系,但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爱护万物”不无关系,先人把这种对生命的关爱,视为“天地间之大爱”,“善中一大功课也”。明儒高攀龙就曾开宗明义地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高氏以为,动物和人一样,也是血肉之躯,也一样有痛苦,只不过“不能言耳”。动物在屠刀之下,不知会有多少痛楚,而人类为满足口腹之欲,为了人事应酬,根本无视它们的苦难,这真是太没有仁心了。所以高氏要求家人“切切为生命计”,家里的荤菜能省就省。少杀一条生命,他得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而且“积此仁心慈念,自有无限妙处,此又为善中一大功课也。”(《高忠宪公家训》)袁采的看法也类似。他在家训中指出:飞禽走兽与人的形体禀性虽然不同,但“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却是与人一样的。所以动物离群落单则会悲鸣,被宰杀则会哀号。面对如此惨状,有的人不仅熟视无睹,反而痛恨牲禽的哀鸣,人为什么就不反思一下:“物之有望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也。物之鸣号有诉于人,而人之不恤,则人之处患难困苦之际,乃欲仰首叫号求天之恤耶。”(《袁氏家训》)宋代大诗人陆游也一再提醒家人不要为口欲而大开杀戒,尤其是夏天,“未及下箸,多已腐臭,盏甚伤之。”故而陆氏为求安心,要求家人不吃羊、彘、鸡、鹅之肉。(《放翁家训》)。明儒袁黄在其家训中则以求仁、积德来教育家人少杀生。他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他还引证先贤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的“四不食戒律”,鼓励家人多行仁爱之心,多有放生之举,即“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了凡四训》)。这虽有偏激之嫌,但与今日动物保护者理论是有共同之处的。
  国学第四,立志勤学,自强不息
  国学历代家教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励志教育。志气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中就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立志和理想教育是历代家教的重要内容。荀子在著名的《劝学篇》中首先就谈立志:“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宋代谢良佐教育自己的儿子:“人需先立志,立志则有根本。譬如树木,须先有个根本,然后培养,能成合抱之木“(《谢氏家训》)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也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者,其本也”;“立志而圣,则圣也;立志而贤,则贤也”(《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在传统家教读本中,都会有很很多励志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匡衡凿壁、车胤囊萤、范仲淹分粥,欧阳修母划荻等。
  国学目标远大,立志高远,做一个为国为民有用之才,这是历代家教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苦学苦读。民间非常普及的家教读本《弟子规》将立志和为学的关系说的很清楚:“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传统家教经典中几乎无一例外教导家族子弟勤奋学习、自强不息,如广大百姓耳熟能详的《三字经》就开列许多勤奋学习的榜样来激励后生小儿:“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颜氏家训》中有“勉学”专论,指出“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唯一的途径就是“勤学”。即使年老体衰,也应学而不倦:“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国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著名的家教读本中读书苦学的目的首先不是为官作宦,甚至不是耀宗光宗,首先是为了“明理”——“明圣贤之理”,成为“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这是家教读本最闪光之处,也是过去常常被误读之处。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清代陆陇其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教导说:“我虽在家,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张之洞教育儿子认真读书用功上进,“为日后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明代庞尚鹏教导子孙“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传统家教立志勤学自强不息的教育,弘扬了中华民族立志为先,理想远大,勤于学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培养塑造识体务实,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自强自立的理想道德人格和民族栋梁之材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国学第五,勤俭持家,艰苦奋斗
  国学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一贯的生活态度和思想作风.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紧缺,节俭既是生存的必须,更重要的它是人类社会应该传承的公认的美德。孔子早就表明了他对节俭的推崇,所谓“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也是传统家教文化的必修之课。按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解释,所谓俭即“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传统家教文化十分重视俭德教育,这方面的记载在各类家教典籍中俯拾皆是。宋代朱熹的《朱子家训》中,“勤俭”是其核心内容;《庞氏家训》中把“勤俭”与“孝友”四字奉为“立身之第一要义”,在关于勤俭持家的家训中,训导者把节俭不是仅仅看成是丰衣足食的手段,财富积累的技巧,而是将它视为君子应该恪守的节操,造就高深道德修养的必要途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就明确提出“俭”是培养君子操守的关键要素,他要子女们明白惟俭可以养德:“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在家训中同感并进一步解释:“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训子孙文·居家杂议》)教导子孙,俭可以直道而行,丰家谨身;奢则枉道速祸,败家丧身:“奢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则家败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奢.恶之大也。”稍后的南宋大臣赵鼎,就要求家中子弟将司马光的这番话抄下来,人手一册,“古今遗法,子弟固有成书……唯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司马温公训俭文,人写一本,以为永远之法。”(《家训笔录》)
  国学不仅如此,古代家教中对“俭”的重视,甚至认为“俭”与“奢”是善与恶的根源,是人的品行涵养以及家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墨子·辞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从而把崇俭黜奢提到更高的道德维度,赋予了更深刻的道德内涵。曾国藩也认为:“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明确指出,勤劳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且是身强、家兴、国治、军胜的根本.是一种关系到家国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道德品质。唐朝李世民所撰的《帝范》中,就以《崇俭》专列为一章,文中强调俭对于人君修德有着重要的意义:“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而且俭也有着平治天下的政治价值:因为人君不尚俭德,必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且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结果必是民怨沸腾,政乖治乱,而人君俭则无所欲,则不会扰劳百姓,必然是国治民安。唐王朝之所以会出现“贞观”之治,与统治者注意节俭、注重与民生息是密切相关的。
  国学不少家训还对节俭提出具体要求或实施办法,如明儒周怡在家训中就写道:由俭入奢是非常容易的,而由奢返俭则很困难。对于饮食衣服,要想到置办起来不容易,就不会随便浪费了;要想到酒肉一餐,可办好几顿粗饭,纱绢一匹,可抵粗布衣服好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著。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话间崇俭意向甚为鲜明。明儒庞尚鹏的家教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难”;并具体要求子孙要穿布衣吃蔬食,亲戚间的礼尚往来,每年多不过二次,每次用银,多不过一钱,待客也以俭朴为尚,一鱼一菜就可留饭了,器具只要整洁,瓦器也可以(《庞氏家训》)。这类叙说虽然有些琐碎,但其间的物力维艰,爱惜天物的意思,却是很宝贵的。曾国藩虽权倾四省,位居三公,但在给子侄们的家书中对节俭也是条分缕析,详尽而具体。他多次写信告诫子侄: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不可贵爱奢华,不可惯及懒惰。家中男丁,要阉鸡起舞。操习技术,家中妇人,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纺织烹饪。曾国藩特别强调培养子弟的自强自立精神,他认为“银钱田产最易长娇气”,极力主张“不蓄积银钱”,而要督促子弟“谋所以自立”。“未雨绸缪,积谷防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常将有日思无日,奠待无时思有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许多家书或家训中还提到,在勤俭持家上,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这些对倡导家庭节俭之风且代代相传,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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