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20年06月23日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字体颜色: 字号:[ ]
《使至塞上》故址、诗意考析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五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使至塞上》是王维早年的诗作,也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叙述了他只身赴边的经历、描绘了途中所见到的景象,也暗中抒发了单车出塞的感受。其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传诵千古代名句。但无论是对这一名句的理解也好,还是对王维此番经历和心境的阐释,历来都存在若干分歧。最近,我穿过六盘山东北的陇阪,经弹筝峡、汉代萧关,从会宁关西渡黄河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再沿被王维称为“长河”的张掖河(古弱)水北上,到达浅海嘎顺诺尔边的额济勒草原,这块古代的居延海已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现将沿途所记的有关《使至塞上》的相关地域做一些考辨,并对诗意做一些诠释。
  一、开元后期唐与吐蕃关系和王维的塞上之行
  唐王朝在不同时期,先后与近三百个少数族政权发生过关系。唐与“四夷”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内附关系,如突厥一部、契丹、奚、高丽、安南等;二是宗藩关系,受唐册封,但不隶属,如新罗、天竺、骠等国;三是友好帮邻,如波斯、日本等;四是时附时反,突厥、吐蕃、回纥等都属这种关系。太宗灭东西突厥后,吐蕃就成了唐最主要的威胁,在太宗以后的二百多年中,时战时和,战火延及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等整个西北地区,中唐以后的一段时期,吐蕃的骑兵甚至直驱长安城下。而双方的和战及力量的消长,又与国势和执政者的素质关系极大。高宗时期,吐蕃最盛,“尽受党项、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俊等州相接,南至波罗门(印度),西又攻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⑴。当时唐高宗派曾大破突厥的薛仁贵率众十万伐吐蕃,结果大败而归。但到武后时又发生逆转:“至(武后)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夺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之”⑵。中宗、睿宗时代则以和亲为主,中宗曾以金城公主下嫁。玄宗开元年间,双方战事又起,从开元二年到王维出塞的开元二十五年,双方在凉、瓜、甘等州共有过十一次大规模的交锋。冲突的原因固然由于河西、九曲地区水肥草美又出产名马,吐蕃志在必夺外,与开元末年唐玄宗由于国力强盛开始好大喜功、纵容边帅轻开边衅有极大关系,例如王维出使的这次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开元十八年,吐蕃曾因兵败遣使求和,玄宗应允并谴皇甫惟明出使吐蕃。赞普弃禄速赞和金城公主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第二年,唐又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带去茶、帛等礼物,吐蕃复遣使者来京,求金城公主所需《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以示归顺王化之意;同年秋,又遣其相论尚它律赴京,请开赤岭为互市,玄宗允准,双方复归于好,河陇安定。但到了开元末,当年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已成了“开边意未已”的武皇,诸将风旨,更以轻开边衅来争宠邀功。开元二十五年的这场战事即是如此。开元二十四年,时为河南、陕运使得崔希逸迁为河西节度副使⑶。崔到任后,于次年三月与吐蕃守将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双方撤除守备,以示通好。但其部下孙诲邀功,力奏可以趁机掩杀,以绝边患。玄宗不顾道义准奏,并派宦官赵惠琮前去监军。这件背盟犯边之事在《旧唐书·玄宗记》中却成了赫赫战功:“三月乙卯,河北(西)节度使(按:应为副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嘴,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也就是在这种“天子非常赐颜色”,鼓励、怂恿轻开边衅的大背景下,当时在京任右拾遗的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去凉州“宣慰”,并担任崔希逸幕府的判官。当时从长安到凉州有南北两条驿道:北道从咸阳出发,沿陇山山脉向西北,经邠州(今邠县)、泾州(今泾县)、原州(今固原市),在瓦亭关转过弹筝峡越六盘山北上,到会宁关再折向西北,经会州(今会宁县)过乌兰关达河西节度使府凉州(今武威市),全程一千八百余里。⑷王维此次出使即是循此线,后来的高适、岑参赴安西,杜甫去秦州亦是沿此线。南道出咸阳循陇山南麓沿渭水西行,经马嵬驿、武功(今武功县)、扶风(今扶风县)、凤翔(今凤翔县)、陇州,在大震关翻越陇山到秦州(今天水市),西行至临洮北上达金城县(今兰州市),再折向西北经广武达凉州。《使至塞上》应当是写于这次出行之后(这个问题下面将专论)。诗中不但出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极为雄浑开阔的画面,而且像“属国过居延”、“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等叙述之中,也带有某种夸耀帝国声威的意味,情调也是乐观向上,甚至有着某种期待,与当时朝廷乃至整个时代气氛是合拍的。
  二、《使至塞上》所涉及的若干地域
  王维这首诗中,涉及安西都护府、居延塞、萧关和长河等西北地域和区划,下面逐一加以考释:
  安西都护府。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陆续在周边建立了八个都护府。其中的安西都护府驻地在交河,高宗显庆年间徙于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只剩下安东、安北、安西、安南、北庭、单于六个都护府。其中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辖区包括今日的南疆、甘肃部分地区,直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广大地区。该镇在高宗时为吐蕃所占,到武后时为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夺回。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安西四镇又被吐蕃侵占。当年,安史乱起,唐王朝陷于内乱之中,再无力收复四镇。吐蕃即以四镇为基地,不断内侵。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逃陕州。到德宗时,双方签盟,唐王朝以割让河西大片土地来换取停战,安西遂为吐蕃所有,直至唐懿宗咸通五年(866),吐蕃因内乱而亡止,但此时“唐亦衰焉”。
  居延,有两种内涵:居延县与居延海。居延海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颜卓尔盟的额济勒旗,是河西通往漠北的门户。汉武帝时代北击匈奴,往往就是从居延出兵。据《汉书·霍去病传》:“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千余级”。由于干旱等原因,居延海今日已变成草原和牧民居住区的额济勒旗。但至少在北宋,居延海一带还是烟波浩渺、鸥鹭出没之处,并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条主要信道。据《宋史·高昌传》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今日的吐鲁番)”。王延德等后来将出使的经历写成奏章复命,这就是《使高昌记》。记中对其经过的居延海一带有段描叙:“次历阿敦族,经马骏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汇,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个百川所汇的格罗美源就是居延海,有李陵题字的马骏山就在其东北。另一种内涵是指居延县,为汉代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在凉州(今张掖市)西北一百六十里处。居延本在漠北,为匈奴一个部族的居住地。汉武帝时,匈奴内讧,昆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汉武帝设五个属国来安置其众,其中一个属国在张掖附近。王维在诗中所云的“属国过居延”就是指此,而且是沿用汉代的称呼,并非如有的选注所云“经过了居延这个唐朝的附属国”。历代关于居延的记载有一些含混,未将居延海、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和原住地加以区隔,甚至将这三者混淆,这是我们在阅读史籍时需认真注意的,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居延距张掖“千六十四里”;《史记考证》则记为一千六百里;唐《元和郡县志》则里“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西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至于今天有的学者在《王维诗选》注释中所云居延是“汉建县,属张掖郡”⑸,如指的是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则应是居延属国而不是居延县;而王维所经过的恰是居延县而不是居延属国。至于居延海到张掖地距离,今居延海虽不存,但遗址仍在。如果我们沿着张掖西北的弱水,经流沙到达额济勒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这些当年的居延海地区,正好是一千里左右。所以最早的地书《括地志》的记载是正确的。
  萧关,即古陇山关。这又有汉代萧关和唐代萧关之别。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在原州平高县(今甘肃省平凉县)境内;《元和郡县志》具体指在“县东南三十里”。这两者所说的都是汉代的萧关。汉代的萧关位于六盘山东的陇阪之上,下临弹筝峡,是河西节度府的东大门,也是中原进入西北或外族入侵关内的咽喉之处。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匈奴由西北攻入萧关,杀北地都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等西击匈奴,则是由此出塞。唐代在汉代萧关北二百一十里处,清水河东侧设萧关县,这就是唐萧关。唐代的萧关并非中原通往河西、安西等节度府上的要塞,而是位于通往朔方节度府(使府在灵州,今灵武南)道上。南朝何逊诗:“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指的就是此萧关。王维是去河西节度府,是不经过唐萧关的,同“属国过居延”一样,仍是沿用汉代的称呼,这是需要辨明的。
  长河,即弱水,又叫张掖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甘州(今张掖市)附近,沿祁连山和合黎山之间的峡谷流向西北,在与凉州(今酒泉市)附近发源的酒泉河汇流后,又在宁寇军(今同城镇)分为数支流向居延海。西边的两条分别叫木林河、纳林河,今已消逝;东边的两条叫弱水,分别流向今日仍存的两个浅海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居延海消逝后,这条长河就成了额济勒草原的生命河,它所汇聚的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两个浅海,使周边的额济勒草原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
  三、《使至塞上》若干诗意的理解
  1、关于“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内涵
  有一些注本和赏析文章认为这两句表现了王维因受排挤、不得已而赴边的“悒郁和激愤之情”。如王长立在一篇鉴赏文章中说:这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写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诗人先把自己比成随风飘飞到塞外的蓬草,以蓬草的行止全由无法抵御的强风支配,表明此次出使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再把自己比成由于天气转暖而向北飞去的归雁,以归雁的南来北去都受气候变化的支配,来暗示自己的行动是受朝廷差遣,实乃身不由己”⑹。其实,如果要说这当中有离家万里的孤独感,或是表现了西行路上的艰辛,尚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长途跋涉者几乎都会产生的人生感受。但如果要说这是比喻王维此行是身不由己,是由于受排挤而产生的忧郁和激愤,就有点想当然了。产生这种想当然的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认为王维的这次赴边,与张九龄的罢相有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玄宗大怒,将周廷杖而死,时为宰相的张九龄亦因曾引荐周而获罪,被贬为荆州长史。张是一代名相,对王维有知遇之恩(王任右拾遗即是张的提拔)。张的被贬实是李林甫陷害的结果,而朝政亦由张九龄罢相和李林甫的执政走向昏暗。这事对王维的震动当然很大,但这只是王维生活和思想变化的一个大背景,并不意味着在此时的每一首诗作中都会有所表现。这种情形在历代诗人的诗作中皆不乏例举。如杜甫避乱成都,总的趋势是生活困顿、忧国忧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个别诗作如《江畔寻花绝句》中的盎然兴致和生活情趣;也不妨碍在草堂落成之际写出《堂成》、《村居遣兴》等轻松悠闲的诗篇。王维的这首《使至塞上》也是如此,他是要通过这次独特的人生经历,来描述与平日迥然不同的异域风光。这当中不单有初至边塞、服役于军中的新鲜感和兴奋感,还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对大唐帝国疆域辽阔的隐隐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从中确实看不到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实:
  一是从王维此诗的结构和立意来看。有人说王维此诗是纪行之作,时间的顺序和西行的路线是结构全文的线索,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王维是个南宗画派代表人物,擅长写意,有名的《雪里芭蕉图》就是明证。这种创作倾向在他的这首诗中也有表现:他并没有按西行的路线依此写来,首联中的“属国过居延”应在快到凉州之时,如上所述,居延县距张掖只有一百多里;而结句的中“萧关”则是由秦登陇的第一道关隘。而大漠、长河又应在“过居延”之前。至于“萧关”、“居延”属国,则又刻意以汉代唐。究其原因,都与诗人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诗人的身份有关:诗人此时是宣慰使,是要去慰问刚获大捷的河西军,并要去崔希逸使府任职,因此这次大捷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将要隶属的部队的胜利。所以他要以汉代的匈奴族归附来宣扬唐帝国的声威,以汉代霍去病的勒石燕然,作为对他将任职的部队主帅的赞颂。其中有国力、兵力强大的自信,也有对即将任职的这支刚获大捷的部队的自豪,当然更有对军中统帅的揄扬,因为无论是从宣慰使的身份或是从下面要提及的两人关系来看,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说其中还夹杂着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恐怕于此立意和结构方式都不太符合。
  二是从王维在此前后的诗作来看。我们知道,唐前期社会中弥漫着一种尚武精神,所谓“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年轻时有着“欲奋飞”志向的王维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他写的《李陵咏》、《少年行》、《燕支行》、《老将行》等一系列诗作中,就可看出他“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的自许,和“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的自期。所以他对单车赴边、征战立功不但没有畏惧和悒郁,相反倒有种兴奋和期待。这种情绪和基调,在《使至塞上》的同期诗作中也有表现,如这首《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骠姚”。此诗下有自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诗中描绘的塞外驱马射雕场面,“朝乘障”、“夜渡辽”的作战情形和天子的封侯赐姓之赏,都有一种赞赏和夸张的意蕴,却看不出其中的沮丧和悒郁。正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所云:“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在此之后写于西北的《陇西行》、《从军行》、《陪窦侍御泛灵云池》等也有类似的特征。就连描述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的一些作品,也与抗击外虏的斗志相连,格调也是昂扬向上的,如《凉州赛神》:“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三是从王维与崔希逸的关系来看。崔在开元二十二年前曾任郑州刺史,这年八月,裴耀卿任江淮、河南转运使,以崔为副使⑺;开元二十四年迁河南、陕转运使,再迁河西节度使,加散骑常侍,镇守凉州。开元十三年,王维在贬所济州任司库参军时,裴耀卿任济州刺史,对王维很赏识,王亦冀求裴氏援引。裴后来为相与张九龄一起将王维擢为右拾遗。有人认为:王维由右拾遗调任监察御史并到崔希逸军中任职,很可能就是仍在相位的崔希逸的推荐⑻。刘维崇则认为王维的母亲崔太夫人与崔希逸同族⑼。有如此背景,至少我们不能说王维赴边任安西节度使判官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内心充满“悒郁和激愤之情”。况且,王维一到军中,就替崔希逸草奏《拜赐物表》和《祭牙门姜将军文》,可见关系并非一般,而且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崔希逸卸任以后。崔甚至把一些关系身家性命的机密私事也托付王维来办:如上所述,当崔希逸与吐蕃杀白狗定盟时,其部下孙诲邀功背盟,导致二千余名吐蕃将士被杀。“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尹。行至京师,与赵惠琮(引者注,即玄宗派去监军的宦官)俱见白狗为祟”。崔为了保命,要爱女出家以祈佛,并让王维为其撰《赞佛文》以忏悔其罪。因此,我们虽无确证,王维此番西行去崔希逸处任职是自己请求或裴耀卿的推荐,但至少可以说是乐于此行的。
  2、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理解
  这是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一幅名联,他极为准确地描绘出瀚海日暮时分雄阔又苍凉的景象。其中孤烟自下而上,落日自上而下,使上下部景物在静寂之中又充满动感,整个画面匀称而又饱满,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帝国声威和国力的自信了。但正因为有名,受万人注目,所以也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对“大漠孤烟直”的解释上。清人赵殿成的注本中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解为烽火:“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另一种解为龙卷风:“或谓边外多回风。其风迅疾,袅烟沙而直上。亲见此景者,始知‘直’字之妙”。赵殿成只是把两种说法都摆出来,用“或谓”加以区隔,并未轩此轾彼。今人因在其中选择一种而否定另一种,因而产生争论。其中王秉钧认为不可能是烽火,理由是“河西在战场千里之外,戍楼上自没有点燃烽火之必要。因之说成指烽火,就不符合实际,在大沙漠里也不典型。解作龙卷风,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⑽。这位先生大概受“烽火戏诸侯”的影响,以为点燃烽火表示边境有战事,实际上在唐代正相反:没有敌警时才点燃,称为‘平安火’。如《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元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上(指玄宗)谴李德福等将监收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胡三省在注中引《六典》云:“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所以,如将“大漠孤烟直”解为烽火在无风的大漠上空直上云天,正是边患已靖,千里平安的象征,与结句“都护在燕然”相呼应,与作者赞颂崔希逸的克敌之功和自己的宣慰使身份都是吻合的。
  另外,从这首诗的构图来看:此诗的前后两句是叙事,中间四句是描写。这四句描写之中,诗人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征蓬、归雁六种景物,构成了一幅异常和谐又极为壮阔的塞外秋色图。画面的上部有孤烟、征蓬、归雁,下部有长河、落日、大漠;长河、落日、大漠给人一种天荒地老的寂寞感受,而孤烟、征蓬、归雁又充满了动感。而且皆渐流渐远、渐飞渐远、渐飘渐远,动态之中又使画面显得无限的深邃:王维确是一位构图的高手,无与伦比的画师。诗人就是要从中来宣扬帝国疆域的广漠和壮丽,汉家使者在漫漫征途中跋涉的孤寂和使命感,这个创作的意旨,酝酿成王维山水诗特有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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