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史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又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前四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同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怀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开始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以古人中为完成大业而隐忍苟活的事例激励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记写作。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得以完成。
　　据《汉书·艺文志》，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司马迁赋》八篇，以及著名散文《报任安书》。
　　11、《汉书》
　　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官方都仿照它的体例来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历来史班或班马并称，“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其独特地位。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父乃东汉历史学家班彪。由于《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当时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皆为《史记》做过续补。班彪对这些续篇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著。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并召为兰台令史，奉诏去完成其父所著。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后被逮捕死在狱中。班固写作《汉书》前后历时近四十年，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又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方完成。《汉书》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20卷最为完备。
　　班固除《汉书》外，还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12、《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为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又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如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加之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笔优美，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所以在众多《后汉书》中突颖而出。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现大多为历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成为《后汉书》作注。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刘宋朝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祖父范宁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颇不满于朝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13、《三国志》《三国志注》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在《三国志》之前，已有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魏书》，在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等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三国志》中没有“志”类，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中的“志”。 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其实，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不足为怪。
　　陈寿的《三国志》最值得称赞之处是：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文辞简约，取材精审，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可见,《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称赞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
　　因为《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约，与史实多于疏略，其中《蜀书》更为简略，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使《三国志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所以书成献上后，宋文帝叹为“不朽”！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代表人物有刘知几《史通·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文献通考》等。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如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也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褒有贬，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14、《晋书》
　　《晋书》是一部记述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的西晋和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也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真实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温峤传》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四是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如《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这是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监修者房玄龄（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56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龄为人善谋但有些优柔寡断，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不善谋略，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