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上在四川折腾出大动静的陕西人，绝对不可以遗漏了张献忠！
明皇朝，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黑暗朝代，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也就是崇祯帝）朱由检，200多年岁月、十好几个皇帝中，可圈可点的几乎找不出来，大都是凭借严酷镇压、特务统治、文字狱等卑劣手段，来维持其罪恶统治。老百姓自始至终，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到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沉重的赋税徭役和连年自然灾害的两面夹击下，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的陕西北部没有活路的灾民首先揭竿而起，继则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最终使得明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绝境的，也正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个陕北人分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在这里，咱们先来说一说张献忠其人生命历程的一头一尾。
头：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少时曾读书，成人后曾从业官府，当过延安府捕快，因过失遭革职，继则至延绥镇从军，又犯法被问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请求总兵王威从轻发落，最后重打一百军棍后除名。
尾：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以成都为西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在成都东北600里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的凤凰山，张献忠走到了自己的人生终点。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陕西人张献忠不仅仅是战死在四川，在这个被称作天府之国的地方，他连头带尾当过3年皇帝，在这以前，还率领军队几进几出四川。战国时期秦惠王灭掉蜀国开明王朝以后，四川曾先后出现过6个割据皇朝、若干个皇帝，张献忠是最后一个割据皇朝的唯一一个、当然也就是四川历史上最后一个割据皇帝，仅着眼于此，此人就应该在史书上被大书一笔；更何况，尽管在我接触过的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好像一直是被定位为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不是所有的四川人都认可这种定位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家文学月刊当小说编辑，认识了还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小说作者伍松乔，后来此君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巴蜀文化学者。在我们不多的几次相聚中，伍松乔曾两次沉痛地表示：“你们那个张献忠，是我们四川人心中永远的一个噩梦！”我知道，他这是在说张献忠在四川滥杀无辜（即所谓“屠蜀”）之事，看来，这个张某人当年在四川折腾出来的，还真是一场天大的动静！
四川在明末、清初人口大幅度减少，这是没有人否认的史实，据康熙《四川总志》卷36所收四川巡抚张德地所写的报告，康熙初年他“奉命抚蜀”视察成都时，“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康熙《成都府志》卷10记载，到康熙末期，成都、华阳两县大约只有880户，以每户5口计算，不过四五千人。人口稀少的新繁与彭县、双流与新津等，只好合并。当然，导致如此不堪局面的有多种因素，但张献忠无疑难辞其咎。我曾读过四川大文人流沙河前辈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寇乱戡平多年后，成都原有住家户仅剩百分之十（所谓“十不存一”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清初户籍统计，有实据的，谁也拱不翻的。那百分之九十哪儿去了？杀死了，饿死了，拖死了，病死了，还有百分之几可能流落异乡再不归了。这就是大屠杀的真相。谁能证明那百分之九十都是地主阶级的人，谁能证明没有农民被杀死，被饿死、被拖死、被病死，而且都翻身做主了，我就承认张献忠是‘农民革命领袖’。“
流沙河前辈的文章是文人论史，明显带着对张献忠斑斑劣迹难以抑制的愤恨，不像史家的学术论文那样中规中矩，但其中提出的问题，却尖锐而关键。这就是：战场上杀那些拿着武器正在、或者已经冲过来的敌人，这无可非议；战场上的厮杀结束以后虐杀俘虏，按现代文明衡量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但在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则是无法避免的事，可以不去追究；至于杀朱姓皇族，就更是有缘有故。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朱元璋删孟子及其它》的文章写有如下一段文字：“朱姓皇族数百年的穷奢极欲，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也因此，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在社会各阶层中高居首位。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在面对朱元璋的后代时，无管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苦苦求生拱手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有人称此为‘末代皇族为十几代皇族二百多年的狂欢买单’，信哉斯言！“
但张献忠当年在四川的杀人，显然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
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流沙河前辈如是表述：“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基做皇帝，第二年（1645年）还开科取士，后来心中不快，又把钦点状元杀了。此时大杀虽已停止，小杀却天天不断。据当时投靠大西政权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一文，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多万。”流沙河深刻指出：“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其心可诛，其行可恨！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利类斯和安文思这两位意大利传教士。此二人于公元1640年入川，与成都知县吴继善交往，并在成都传教。后来，吴继善在大西政权里当了礼部尚书，把两位传教士推荐给张献忠。进入大西阵营的利、安两位，自然目睹了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包括最后凤凰山这位皇帝的中箭身亡。1648年，两位传教士来到北京，安文思在北京撰写了书稿《张献忠记》交给耶稣教神父。1866年，精通中文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来到北京，见到抄本，大感兴趣，遂进行翻译并加了注释，以《圣教入川记》的书名，于1904年出版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此书），前面我提到的巴蜀文化学者伍松乔认为：“洋牧师的记录，加上图书出版的时间，显然没有杜撰或污蔑的嫌疑。”我以为是中肯之论。
不妨摘抄一点儿书中的文字——
“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
“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
“或令绞死、斩决、凌迟碎剐，种种虐刑，令人寒心。”
“献忠恶川人，以为汉中及各处之败，皆由川人使之，故杀川人十四万之多。拟将川省变成旷野，无人居住。”
“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类斯）司铎在南门上，安（文思）司铎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安司铎见献忠大杀之后 ，不禁凄凉，乃漫步而回。是时日落西山，正值黄昏之际，见道旁死尸狼藉，其中尚有小孩呻吟声。”
“探知人民避迹山洞岩穴者，皆擒而杀之。”
“献忠由川往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浓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实属可惜。“
——惨不忍睹啊！
并且，同历朝历代的独裁专制者一样，张献忠对知识分子，也有着一种莫名的仇恨，时不时地挥起屠刀。201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都通史》卷五“元明时期”中，记录了两次这样的屠杀行径：一次是1645年8月的“乙酉乡试”，考生在答卷时难免借题发挥，为首者159人正法；另一次是大慈寺诛杀文人生员，将赶考的诸生及家属一并驱入城中，集中在大慈寺杀掉，至于遇害的人数，史籍中记载不一，少的说有5000人，多的说有数十万，对四川文化摧残之严重，以至于连张献忠政权的左丞相汪兆龄也叹息：“蜀之文运尽矣！”
不过，我倒不认为张献忠天生就是一个嗜血的魔头、杀人的惯犯。在四川民间，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张献忠攻进重庆后（应该是他第一次入川的公元1640年），遇到年轻女子玉贞。 玉贞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大男孩，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张献忠勒马询问对方为何背着大的，牵着小的。玉贞答，小的是她的儿子，大的是丈夫原配所生，她怕在兵荒马乱中丢了大儿子，对不住丈夫死去的前妻。张献忠听后深受感动，让玉贞安心回家，在家门口插上一支杨柳，他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玉贞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邻居，于是邻居们都在家门口插上杨柳，果然得保平安。后来，这条街就叫做“杨柳街”。看来，在张献忠身上，也有着向善的一面，只不过多年来为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生入死地拼命搏杀，身上的戾气越来越重，已经把原先尚有的善，磨损的几乎荡然无存了
再就是鲁迅先生那一段有名的论述：“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人……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
本来就已经在多年的打打杀杀中变得心硬如铁，加之因绝望导致变态，更糟糕的是，这个丧失理性的家伙，还处在一个无人能制约的权力之巅，就这样，张献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给四川人造成了一场至今无法摆脱的噩梦！
附言：2013年夏，和赵季平、雷珍民、肖云儒、马治权、张红春一行6人，应邀造访泸州老窖酒厂，文中提到的巴蜀文化学者伍松乔是泸州人，其时已安家成都。在泸州，我和伍松乔通了一次长长的电话。2015年11月，去成都考察文化，下榻的金河宾馆与著名的宽窄巷子毗邻，在宽巷子的一个小书店里，买到了伍松乔的一本新著《天下古成都》。成都先后去过十几次，有关成都的书，也陆续读过几十本，自以为对成都已经了解的够多了，所以对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打算细读，只是留个纪念罢了。但不料2017伍松乔突然辞世，还不到70岁，令我深感悲伤。2020年春、夏，在家里躲避疫情，细细阅读了这本《天下古成都》，获益匪浅。学海无涯，看来，对成都，我还要继续努力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