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
李贺
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
长枪江米熟，小树枣花春。
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
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
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
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
这首古风，是中唐诗人李贺在就任朝廷奉礼郎后，怀念家山昌谷时所作。在群峰并峙的中唐诗坛上，李贺是位极富特色并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的青年诗人。他一生年促命短，只活了二十七岁（790——816）；但却是一位神童，据说七岁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当时著名的大诗人韩愈就同皇甫湜一道慕名去看望过他，他当着两位大诗人的面，写了一首古风《高轩过》，记录咏歌此事的经过，而且把两人奇特瘦硬的诗风加以形象概括，使得两位大诗人诧不已，“二公大惊，亲为束发”（《新唐书·本传》），并结下终生忘年交。李贺不但年初命短，身体也瘦弱不堪，史称他“细瘦通眉，长指爪”，他自己也说是阵日与药罐子为伴，而且早衰，不到十八岁就已出现白发，并且一根根往下掉。在短短的一生当中，生活道路也异常坎坷：他虽是个皇族，为陇西郑王李亮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其父李晋肃是个官卑职微的“边上从事”，晚年当过一段时间陕县令，在李贺刚踏上人生之旅时即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姐姐和弟弟一家四口靠着几亩薄田度日。他曾在诗中描叙家中的困苦：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风雨之夜，伴随着舂声的，是差吏前来收租的敲门声；甚至连唯一的幼弟都养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谋生。自己在仕途上也是困踬一生、地位低下：他本可通过进士试而获朝堂之位，但因惧社会流言，避父亲“晋肃”讳而不去应“进士”试，尽管韩愈专门为他写了《讳辩》，鼓励他反抗流俗，前去应进士试。但出于性格的敏感怯懦，始终不敢去应试，到头来只能凭皇族的身份去充当个“臣妾气态间”的奉礼郎，郁郁不得志终生。这首《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就写于奉礼郎的任上。
李贺为人虽瘦弱多病，但为人志向远大，渴望建功立业：“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至酒行），结束当时的军阀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不息为国捐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但是，因为这个荒唐的“避讳”，阻断了李贺的仕途，也使李贺无法实现“提携玉龙为君死”报国之志。加上生活艰难，作为长子的李贺必须承担起养家活口的责任。宪宗元和六年（811），迫于生计，李贺离开家乡到京城长安去担任一个叫做奉礼郎的小官。奉礼郎属太常卿，原称治礼郎，唐高宗时，因避李治名讳，改称奉礼郎。主要掌管朝廷朝会、祭祀之礼仪，一般由皇族担任。李贺因为是李唐王朝远亲，所以被选取担任此职。因为这个职务属于门荫，地位又低，从九品，位卑职微，任上又无可事事，所以李贺非常压抑。他当时住在长安崇义里，曾写了首《崇义里滞雨》，很能反映他担任奉礼郎时的处境和心境：“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家山远千里，云脚天东头。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壮志成空，愁恨不已。加上穷困孤独，自己的心境也像是阴暗的里巷和淅沥不断的秋雨一样，这与《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所要抒发和表达的情感相近。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家山的美好和对故乡的怀念。诗人将昔日在家山品茶饮酒的悠闲自在景与眼前退衙回来闭门独坐的孤独以及“鹤病悔游秦”的病痛相互比照，旨在强调身在仕途无法实现理想抱负的喟叹。失落加上乡愁，更增添几分愁苦，也更加深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
诗题中提到的“忆昌谷山居”即是诗人的故乡所在地。昌谷，位于今日洛阳西南宜阳县境内。今日的宜阳，显得偏僻和贫穷，但在隋唐时期，此地则是江淮粮赋陆路和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其中李贺居家的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重要驿站。为唐代诸帝东巡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连昌宫、兰昌宫等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其中的连昌宫更因元稹的《连昌宫词》而闻名千古。
三乡所在地昌谷，是两山间的一块谷地，是个水陆交汇、山川形胜之处，昌谷北有凤翼山、汉山，南有女几山、梅鹿山，昌涧水从凤翼山和汉山间缓缓穿过昌谷向东南流注洛水。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中原经济由于安史乱后遭到极大破坏，唐王朝的财赋主要取自东南，这里又是江南漕运的主要中转站，宪宗元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旧唐书·食货志下》），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可以想象。昌谷不仅水陆交汇，也是山川形胜之处，在唐代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涧水两岸水草丰茂、杨柳婆娑，汉山也是“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宜阳县志·山川》）。附近的汉山上有汉光武庙，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赤眉军（《重修汉光武庙记》）；对面的女几山上有兰香女神庙，有着“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所以在唐代，昌谷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诸帝东巡，三乡驿为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行宫兰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唐玄宗还在三乡驿题过诗，题为《望女几山》。除上述帝王在此驻跸外，诗文名家张九龄、韩愈、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都游过昌谷。梅鹿山上至今还存有刻着皇甫湜姓名的古碑，为清康熙四十六年立。张九龄是作为宰相陪同玄宗东巡止息于三乡驿的，并对玄宗题诗有首和诗，题为《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刘禹锡游览昌谷时玄宗的题诗仍在，刘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抒发感慨，题为《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李贺故居具体在何处，古人未言及，今人多歧说。因为毛泽东喜爱李贺诗，所以宜阳县委宣传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还组织了一次关于李贺故居的专门调查，认定故里是在西柏坡，并“统一宣传口径”，命令当地政府按此口径对外介绍，所以不少书籍文章在介绍李贺时，都以为李贺故居在昌谷西柏坡。其实，对李贺故居最有发言权的是李贺本人，另外还有宋人张耒。贺诗中有不少关于家乡风物的描绘可作为我们推断的依据，张耒到过李贺故居并留有诗作，在现有史料中，它与李贺时代最近。张耒在上述两诗中说到李贺宅的位置是“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南山当其门，列嶂俨环护”，“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李贺诗中也说到“我在山上舍，几亩蒿硗田”（《送韦仁实兄弟入关》），“长峦谷口倚稽家，白昼千峰老翠华”（《南园》十一），又说“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园》十一），“怡怡中谈笑，小弟裁涧菉”（《题旧梦》）。可见宅在山上，而且是在群峰中开的谷口处，附近还有涧溪环绕。按以上开列的环境来判定，似是在汉山靠近昌谷的山坡上，隔着连昌河与凤翼山相对处。21世纪初，我曾在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葛景春和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和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等陪同下考察过李贺故居并到过汉山。汉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个小高坡，海拔仅150多米，坡度平缓，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沿坡一直开到山顶的光武庙。而且山顶平坦，除光武庙外，余皆为玉米和山芋地。可见贺诗说在山上有几亩蒿硗田是可信的。史载汉山“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没有说它是“幽壑”、“峻美”，可见其平缓模样。为其有“林壑”，故居旁才会有涧溪环绕，才会有竹林，弟弟才会去涧里采菉草，自己也才会上山采石蜜。这也与张耒诗中的“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以及贺诗“长峦谷口倚稽家”吻合。
《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在结构上也颇有特色。为了表达思乡之情，全诗十六句将故园家山的美好与生活于其间的愉悦如意于今日奉礼郎生活的孤独病痛，不但对比着去写，而且交叉进行：一二句写今日当差生活的乏味和冷清，接下来四句则是写家山生活惬意和自由：吃着自己田里产的可口的长腰槍稻米，屋外小树的枣花开了，意味着秋天又有枣子吃和枣子酿的酒合。这是说吃的，“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这是描述家居时悠闲而自由的生活环境，与“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的局促乏味官衙生活形成强烈反差。接下来又回到眼前：“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犬书”据用陆机典故。陆机有骏犬，名黄耳。机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汝能赍书归家否？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竹筒盛之系犬颈。寻路南走，遂至家，得报还洛。“鹤病”是指自己在京伤病，也有人疑为在洛阳的妻子有病。“悔游秦”直接抒发自己懊悔不该来京任奉礼郎一职。接下去的四句，又是对家山故园的追忆和眷恋：用瓦罐蒸茶封存，用竹根作为酒杯。烹茶饮酒，这是夸张生活的从容悠闲；以瓦罐蒸茶，竹根为杯，则是强调民间的清贫生活。最后两句“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是形容明月之夜在昌涧闲游的情形：轻舟短棹，划破了明月下倒映在溪水中的白云，这是何等的清幽和惬意！作者以此来与“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冷清、幽闭的奉礼郎生活作比，来表达他对奉礼郎生活的厌弃和对故园家山的眷恋，自然也暗示自己的人生归趋。据朱自清的《李贺年谱》，李贺于宪宗元和六年（811）秋赴京任奉礼郎一职，到元和八年春，即因病辞官，回到故乡昌谷，担任该职不过一年多时间，而且到25岁去世，从此没有在担任过任何职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山度过。这既表现李贺对家乡故园的热爱和对世事的看破，也表现了这位瘦弱、敏感又多才的年轻人确实不善于与社会沟通，也难容于世。当然，家山的美好和度日的从容悠闲，在这首诗中是被刻意地夸大了。因为李贺在家乡生活异常艰苦，窘迫。如上所述，他家此时已是一贫如洗，只有山上几亩薄田：“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而且因交不起租税，风雨之夜被差吏逼租：“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甚至连唯一的幼弟都养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谋生：“欲将千里别，持此易斗粟…….青轩树转月满床，下国饥儿梦中见。辞家三载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作者之所以要做如此的夸张，起动机其动机也是相当明显地。另外，这首诗在结构上交叉跳跃，也很能表现出李贺诗歌的特色。晚唐知名诗人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将李贺诗歌称之为“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第一次提出李贺诗歌缺少思理这一特色，后人如陆龟蒙、宋祁、王琦等，皆指出李贺诗歌想象怪特但结构跳跃缺乏思路连贯这一特征。今人更提出李贺诗歌是采用“印象连缀”这一印象派的写作方式。从这首诗来看，今日的现状与昔日的回忆，不同时空的片段印象不断浮现而且交叉呈现，完全靠回忆这根线索断断续续相连确实是一种跳跃式的思维。
昌谷是个方圆十几里的谷地，散落着西柏坡、后院、小寨、南寨、上庄、下庄等五六个村落以及汉山、女几山、昌涧水等山水名胜。在汉山靠近昌谷的山坡上李贺故居前后，并反复被李贺咏歌的则有汉山、女几山以及住宅前后的南园和北园。下面依据考察情况依次介绍：
汉山
汉山在宋代张耒的诗歌中叫“南山”，他在探访昌谷李贺宅的位置时说：“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南山当其门，列嶂俨环护”（《春游昌谷访李贺故居》）。是说李贺的故宅在山峦中断处，汉山在其北，当起门户。李贺自己也说自己的住宅在长峦谷口，“长峦谷口倚稽家，白昼千峰老翠华”（《南园》十一），而且在南山上有几亩薄田：“我在山上舍，几亩蒿硗田”（《送韦仁实兄弟入关》）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赤眉军（《重修汉光武庙记》），山上有汉光武帝刘秀庙，称“光武庙”。据史载，汉山异常秀美：“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但到了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这座曾经香火鼎盛、金壁辉煌的庙宇已是“颓圮残破，十不存一”了。神殿的破败更显得林壑的阴森，十里古柏更衬出古刹的神秘。
李贺故园附近的汉山和山上的光武庙
李贺在其咏歌南山的一些诗章中反复表现一种冷寂中的伤感和冥冥中的神秘，如：“南山何其悲，鬼雨撒空草……漆矩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南园》）；“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未尝不是这座古刹荒寺给诗人自小就留下的心灵痕迹。其中代表之作就是这首《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
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诗人用富于变幻的笔触描绘了故园南山下神秘又空旷的秋夜田野：它明丽而又斑驳，空旷而又幽冷，带着神秘，使人恐怖，又带着温馨，使人眷恋。诗人将种种矛盾又复杂的情感表达在斑驳幽暗的画面中，典型地体现了长吉歌诗奇谲幽冷的风格和跳跃矛盾的思想情感！
诗歌开头三句吸收古代民间歌谣起句形式，描绘秋夜南山下田野给诗人的总体印象：描绘了空旷、静谧，皓月当空，秋风万里，眼前塘水深碧，耳畔虫声轻细，有声有色，充满诗情画意。
四、五句写南山。山间云绕雾漫，岩石上布满了苔藓，娇弱的红花在冷风中瑟缩着，花瓣上的露水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宛如少女悲啼时的泪珠。写到这里，那幽美清朗的境界蓦然升起一缕淡淡的愁云，然后慢慢向四周铺展，轻纱般笼罩着整个画面，为它增添了一种迷幻的色调。
六、七句写山下田野深秋九月，田里的稻子早就成熟了，枯黄的茎叶横七竖八地丫叉着，几只残萤缓缓地在斜伸的田埂上低飞，拖带着暗淡的青白色的光点。
结尾两句由景物描绘过渡到主观感受，展示了幽冷凄清甚至有点阴森可怖的境界：从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滴落在沙地上，发出幽咽沉闷的声响，远处的燐火闪烁着绿荧荧的光，像漆那样黝黑发亮，在松树的枝丫间游动，仿佛松花一般。泉水是人们喜爱的东西，看着泉水流淌，听着它发出的声响，会产生轻松欢快的感觉。人们总是爱用“清澈”、“明净”、“淙淙”、“潺潺”、“叮咚”之类的字眼来形容泉水。李贺却选用“滴沙”这样的词语，描摹出此处泉水清幽而又滞涩的形态和声响，富有艺术个性，色调也与整个画面和谐一致。末句描写的景是最幽冷不过的了。“鬼灯如漆”，阴森森地令人毛骨悚然；“点松花”三字，又多少带有生命的光彩，使读者在承受“鬼气”重压的同时，又获得某种特殊的美感，有一种幽冷清绝的意趣。
李贺从小就生活在这中空旷、幽闭又带着某种神秘的故园山水之中，成年以后也多次返回故里闲居。故乡风物是昌谷诗中经常表现的对像，也是形成李贺或艳丽或幽冷诗风的主要动因，甚至对李贺封闭内向性格的形成以及多言鬼神创作倾向的产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李贺为人异常脆弱又异常敏感，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早年在昌谷的生活环境和创作习惯有很大关系。大自然的清幽陶冶了诗人的纯情，也培育了诗人的敏感，但也使诗人的生活面极为狭窄和单调，《新唐书》本传对李贺的这种生活有段记载：
（贺）每日旦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而”。
早上出去观风赏景，寻找诗材，激发诗兴，晚上回来整理创作素材和佳句。日日骑着一匹瘦马、伴着一个书童，再加上一个阵日为他耽心的母亲，这就是李贺在昌谷的全部生活内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形成落落寡合的性格和孤寂愁苦的心态。而这种内向性格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式，即使走向社会后也会本性难移：在洛阳求职时他是闭门著述、苦思冥想；在长安任奉礼郎时也是下班回家，闭门独处；即使在漫长的旅途上也是“独骑往还京洛”。独往独来，罕与人交，整日浸淫在读书与创作之中。情感的闸门一旦向外封闭，情感就必然要向内心回流，李贺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天平向另一端倾斜——精神世界异常丰富和活跃。李贺诗歌多幻想、多写虚幻世界，都与这种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有关。
女几山
女几山在李贺故园昌谷之南。比起汉山，女几山要出名和秀丽得多，它是著名的洛水发源地，早在我国第一部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中就有女几山的记载：“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至于女几山之得名，《山海经》曰：“又东二百里，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这关如兔丘，服之媚于人”。意思是说由鼓钟山向东二百里有座山，名叫姑瑶山。天帝的女儿就是在这里死的。她名叫女尸，死后化为瑶草。这种草的叶子相互重叠，花是黄色的，果实就像兔丝的果实，人吃了这种果实，就会扮相妖媚，得到别人宠爱。至于姑瑶山为何又称为女几山，一些史料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孝女杜兰香感天帝，在此飞升成仙，遗留一个石几在此：“兰香神女上升处，遗几在焉”，因而得名。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刘义庆的《幽明录》；另一种见于《宜阳县志》：说是一个买酒的妇人叫女几，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以素书五卷质钱。几开视也，乃长生之术。女几按书上所写之法进行修炼，三十年后颜色更少，像个小姑娘。数岁，仙人复来，笑着对女几说：“你这个道婆还不随我飞升而去？”女几于是随仙人去，不知其所之。所居，即今女几山也。第三种说法亦见于《宜阳县志》，说“石几山”乃是“石鸡山”的讹音。刘宋永嘉年间，有位女子叫彭娥，是龙屋保彭氏之女。永嘉之乱时，有次彭娥带着水桶去汲水。看到有贼兵来便往回跑。贼兵追到溪边。彭娥看到高数十丈的石壁挡住去路，便大哭说：“老天莫非要让我受辱于贼耶！”说着便以头碰石壁，石壁忽然裂开数丈，彭娥跑了进去。贼兵也随后跟着入内，但石壁有合起来，贼兵皆被挤压而死。彭娥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留下她汲水的水桶化而为石，形状像只鸡。当地人便把这座山称之为“石鸡山”，其水为“女娥潭”后人虽讹为“石几山”。
在这几种女几山得名的传说中，刘义庆《幽明录》所载的兰香女神传说流传最广。唐《元和郡县志》和宋代《太平广记》皆依据此说，说此山乃仙女杜兰香得道成仙之所，其升仙处尚留一石几，故得名“女几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又称之为“化姑山”，几仙姑道化之所。大概由于此山秀丽多林木花果，宋以后将“化姑山”讹成了“花果山”。1986年，宜阳县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口径，将此山统一称呼“花果山”，并成立“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公司”，1991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要开发成新的旅游景点了。为此改名，我在考察中曾问过同行的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按说，“女几”得名最早，历代名流对女几皆有咏歌，山上有女几和兰香女神庙，又有着裴度、韩愈、白居易的女几逸事和“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既有历史的深沈、文化的积淀又有神话的浪漫。而“花果山”则仅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只是作为“花姑山“的一个讹音和当地俗名，为什么宜阳政府要去古而取今，去正而从讹，去雅而从俗？至于把“女几石”改为“悟空戴帽”、将“兰香女神庙”改为“花果山庙”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回答是女几山很少有人知道，花果山则由于《西游记》今人人皆知，为了开发旅游事业，扩大宜阳的社会影响，县委、县政府对此命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实际上，女几山的人文自然景观俱佳。据唐代杜光廷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女几山也是道藏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唐玄宗写过《望女几山》，张九龄是作为宰相陪同玄宗东巡止息于三乡驿的，并对玄宗题诗有首和诗，题为《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刘禹锡游览昌谷时玄宗的题诗仍在，刘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抒发感慨，题为《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名相裴度出讨淮西叛军吴元济时，曾到过女几山兰香女神祠，祝祷平叛胜利，并刻石题诗：“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石示武夫，“后果如所言，克期平贼”。此时随军的韩愈未能陪同游山，却奉命写下一首和诗《奉和裴相公东征途径女几山》，诗中则表达了他游此山的渴望：“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情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十年后的文宗大和二年，已闲居洛阳的白居易游历女几山，见此诗碑感慨万分，写了一首长达二百言的古风《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有感》。诗中表达了对名相裴度为民除害建功立业的敬仰和感佩，也抒发了今日老死林泉、世道沧桑的感慨。其实，游览和咏歌女几山的不仅是唐人，而是代有名流，宋代有蔡襄、邵雍、张耒，金代有元好问，明代有唐寅、魏云霄，清代有吕履恒、吕谦恒等。宋人邵雍在诗中竟发这样的感慨：“予看山多矣，未尝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险石若张旗。云气间舒卷，岩形屡改移。丹青难尽处，四面尽如斯”。
亦依据此说，刘宋以后的此山便建有兰香女神庙，又叫“女几祠”，历代皆有对该祠的用个咏歌：明代的顾达有一首《谒女几祠》，诗中写道：“宜阳城西九十里，同山巍然名女几。上有窈窕之神女，服靓妆淡淡如洗”，据此神女庙在女几山上。宋代的邵雍也有一首《女几祠》的诗，但据邵诗，女几祠当在女几山下洛水边上：“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间。神仙不可见，满目空云烟。千年女几祠，门临洛水边。但闻霓裳曲，世人犹或传。”和邵雍同一时代的诗人张耒也有一首写女几祠的诗：“山边白云闲不扫，山下松花龙甲老。东风古柏吹暖香，庙前土马荒春草。朝霞为裳水为佩，守庙千年老龙在。清风扫裳神暮还，山头月出溪澉澉。”张耒的诗，写女几祠的景象较为具体，既远写了山边的白云、山下的松花，又近写了庙内的古柏和庙前的土马，可见张耒是确切临其境的，可见兰香女神庙是在山下。
这座兰香女神庙，至少在李贺的时代还是香火鼎盛。李贺诗集中就有一首《兰香女神庙》，对这位女神进行了具体而细腻的描绘，为历代咏歌中所未见：
古春年年在，闲绿摇暖云。
松香飞晚华，柳渚含日昏。
沙砌落红满，石泉生水芹。
幽篁画新粉，蛾绿横晓门。
弱蕙不胜露，山秀愁空春。
舞珮剪鸾翼，帐带涂轻银。
兰桂吹浓香，菱藕长莘莘。
看雨逢瑶姬，乘船值江君。
吹箫饮酒醉，结绶金丝裙。
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
密发虚鬟飞，腻颊凝花匀。
团鬓分蛛巢，秾眉笼小唇。
弄蝶和轻妍，风光怯腰身。
深帏金鸭冷，奁镜幽凤尘。
踏雾乘同归，撼玉山上闻。
诗中的这位女神异常艳丽：“密发虚鬟飞，腻颊凝花匀。团鬓分珠巢，浓眉笼小唇。弄蝶和轻艳，风光怯腰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为兰香女神是按照李贺的美学标准乃至李贺的形象塑造的：李贺诗“通眉”，这位女神也是浓眉：“浓眉笼小唇”；李贺不到二十岁就落发：“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所以他羡慕发密：“密发虚鬟飞”；李贺很瘦弱，这位女神也是“风光怯腰身”。不仅如此，李贺诗歌中的美人也大多有这种诗人自我崇拜的倾向，如洛姝真珠：“浓蛾叠柳香唇醉”；《恼公》：“添眉桂叶浓”，“发重疑盘雾”；《贝宫夫人》：“长眉凝绿几千年”。明代诗论家胡震亨云：“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唐音癸籖》）这种凭自己主观感觉而改变客观事物面貌的“师心”倾向，颇像今日毕加索的绘画，也是李贺诗歌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在这首诗歌中，李贺笔下的兰香女神又极具神通：“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踏雾乘风归，撼玉山上门”；兰香女神庙周围女几山一带景色也异常优美，类似道家仙境：“松香飞晚华，柳渚含日昏。沙炮落红满，石泉生水芹。幽篁昼新粉，蛾绿横晓门”。传说兰香女神在此山修道，功德圆满后白日飞升，留下一石几在修炼处，故得名为女几山。女几山高峻巍峨，石湍飞瀑，云环雾绕，再加上有上述传说，很容易产生一种仙山琼阁的神秘感。宋人蔡襄在《雪中不见女几山》一诗中就表达了这种感受：“宜阳南路是仙山，雪拥云埋缈霭间。洗眼看来无觅处，不知可复在人寰”。唐玄宗在路过三乡驿时也写了首望女几山诗，此诗《全唐诗》未载，但从读过此诗的刘禹锡所发的感慨来看，玄宗此时也产生了飘飘欲仙之感和创作上的冲动。路过其间都会产生这种心理，何况生活于其间，整个身心都浸淫于其中的李贺了。从李贺《兰香女神庙》一诗的描述来看，此庙当时香火鼎盛，从小就瘦弱多病的李贺大概也会随着众人或家人前来祈福消灾。这座女神庙不仅给李贺诗作带来终生难以抹去的鬼神气息，而且这位女神的容貌气度、神情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成了他写女神、写女鬼，乃至写名姬、写美女的模板和模式。由此可见，李贺早年幽寂又带有鬼神气息的生活环境，对贺诗多言鬼神，充弥“鬼气”的美学倾向是有较大影响的。
李贺《兰香女神庙》
南园、北园、后园
李贺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南山（女几山）、兰香女神庙外，写的较多的故乡山水还有南园、北园和后园。诗作中直接写南园的有《南园十三首》和《南园》；写北园的有《北园新笋四首》，写后园的则有《后园凿井歌》共十九首。
可是，这三园究竟何指并位于何处？学界一直议论纷纷，至少有三种主要说法：一种是在1974年毛泽东写给陈毅的《关于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信中除了批评宋人不懂形象思维，诗歌“味同嚼蜡”外，着重提到“李贺诗歌值得一读”。伟大领袖一声令下，百万“革命大军”自然闻风而动，神州大地一片颂读李贺诗歌以及解释为何“李贺诗歌值得一读”。在这个大背景下，李贺诗歌中的南园、北园和后园居然还不知究竟何指，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宜阳县委宣传部专门组织了个“工农兵李贺诗歌研究小组”，在三乡公社作了三天调查，然后得出“统一结论”，由宜阳县革命委员会向外宣布：“三园是以连昌宫为中心的三片竹林，连昌宫南称南园，宫北称北园，北园的后面称后园”，这一结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定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李贺诗歌的论着，多采用此说。第二种看法认为是村庄名。钱仲联在《李贺年谱会笺》中即认为“昌谷后园、南园是连昌河汇入洛河处的两个村庄，后园即今日的后院村，南园即今日的南寨村”，“后院（园）村旁房后，竹林夹道，或即是李贺当年‘斫取青光写楚辞’之地”。第三种看法是杨其群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李贺研究论集》中提出的新看法，认为“园”与“原”通，即可种植谷物的平地。“北园”就是“昌谷范围以内丘岭‘可种谷给食之处’”，“可称昌谷北原”。至于南园则是“昌谷口以南与洛河交汇范围以内‘可种谷给食”的平地”，“可称南原”。我通过这次在昌谷的实际考察，倒是倾向于三园为三片竹园这种在“文革”中提出的说法。因为“文革”虽然荒谬，但也不是事事荒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在“文革”中上天，第一颗原子弹也是爆炸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12月，难道都会因为“文革‘而被否定和推翻？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言。只是需要修订的是，我以为三园的得名不是以连昌宫为中心来定位，而是以这三片竹园的相对位置而得名：大概位于今日南寨附近的这片竹园称南园，南寨西北今日上庄附近的竹园称北园，北园再往北靠近连昌河的竹园称后园。因为连昌宫的故址在下庄，南寨在其西，上庄在其西偏北，无法形成宫之北为北园，宫之南为南园这种地理概念。
李贺关于故园的十九首诗歌中，《后园凿井歌》是单独一首的歌谣：
井上辘轳床上转。
水声繁，弦声浅。
情若何？荀奉倩。
城头日，长向城头住。
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诗人借《晋书》“吴拂舞歌·淮南王篇”来表现夫妻俩摇辘轳汲水的两情欢好情景。
诗中说到的荀奉倩即晋人荀粲。据《世说新语》：“粲与妇情至笃。”诗人借此历史典故来表达夫妻间的深挚之情。至于“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更是用泉水千年不息来祝祷夫妻间恩爱不断，“长相守而不老”。让我们窥见李贺夫妻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一面。
除《后园凿井歌》外，《南园》和北园皆是组诗。《南园》诗十三首是诗人辞去奉礼郎回到福昌昌谷后在家乡闲居时所作的一组杂诗，创作时间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至元和十一年（816）之间。年龄为24岁到27岁之间，也是他生命最后三年的绝笔之作，也为研究李贺的乡居生活和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十三首南园诗涉及面非常之广，有描述南园春天美丽的田园风光和自己在故乡从事农活的情形（其一、其八、其九、其十一、其十三），采桑、缫丝等农家生活（其二、其三），有对藩镇割据的愤慨和要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四、其五），有怀才不遇、读书无用的慨叹，表示要改弦更张、弃文习武（其六、其七），有忆古叹今，借古人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其十）等。写的最多的还是春天的南园一带田园美景“花枝蔓草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这是南园内开在草丛中娇艳的小花；“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这是写花上采蜜的黄蜂和掠水低飞的新燕；“泉沙软卧鸳鸯暖，曲岸回篙舴艋迟”，描绘的是春日暖阳下卧于沙滩的鸳鸯和绕着弯曲溪岸前行的小船。其中最后一首（其十三）写得特别美：
南园（第十三）
小树开朝径，长茸湿夜烟。
柳花惊雪浦，麦雨涨溪田。
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
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
诗人将南园一带的的远山、近水，麦田、柳絮，古刹、渔舟春日清晨到夜晚的美景描绘的十分美妙：夜雾渐渐消散，蜿蜒在树丛中的羊肠小道随着天色转明而坦陈于眼前。小路两旁蒙茸茸的细草沾满夜露，显得湿漉漉的。诗人踏着朝露、沿着小到来到南园下的昌谷河边。柳絮纷纷扬扬，飘落在浅浅的河滩上像铺了一层雪，春阳下的麦苗死劲地往上窜，简直要涨破溪田！天色渐渐暗下去，远处的古刹传来阵阵晚钟声，一轮残月开始浮现在远远的女几山头上。渔人正在敲石取火，通红的火把将小船照得如诗如画。谁读了这首诗，都会感到诗人观察的细密和触觉的敏锐，也都会被诗人笔下的南园美景所迷恋。静谧又温馨的南园，对仕途坎坷、刚刚辞职归来的诗人无疑是最大的心灵慰籍。
这是一首诗，也是一幅画。诗人以诗作画，采用移步换形的方法，就象绘制动画片那样，描绘出南园一带从早到晚的水色山光，旖旎动人：首二句写晨景。夜雾逐渐消散，一条蜿蜒于绿树丛中的羊肠小道随着天色转明而豁然开朗。路边的蒙茸细草沾满了露水，湿漉漉的，分外苍翠可爱。诗歌开头从林间小路落笔，然后由此及彼，依次点染。显然，它展示的是诗人清晨出游时观察所得的印象。
三、四句写白昼的景色。诗人由幽静、逼仄的林间小道来到空旷的溪水旁边。这时风和日暖，晨露已晞，柳絮纷纷扬扬，飘落在溪边的浅滩上，白花花的一片，象是铺了一层雪。阳春三月，莺飞草长，诗人沿途所见多是绿的树，绿的草，绿的田园。到了这里，眼前忽地出现一片银白色，不禁大为惊奇。惊定之后，也就尽情欣赏起这似雪非雪的奇异景象来。国学诗人观赏了“雪浦”之后，把视线移向溪水和它两岸的田垅。因为不久前下过一场透雨，溪水上涨了，田里的水也平平满满的。春水丰足是喜人的景象，它预示着将会有一个好的年景。
前面我曾多次提到李贺诗歌的跳跃性，“师心”和缺少“思理”，但这首诗却结构紧凑，脉络清晰：诗的前六句主要描摹自然景物，运笔精细，力求形肖神似，象是严谨密致的工笔山水画。其中只有第三句“柳花惊雪浦”中的“惊”字是写人的感受，透露出“诗中有人”，有人的观感，有人的情思。这种观感和情思把诗歌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自然景物融成一片。。末二句则正面写人的活动，用墨省俭，重在写意，犹如轻松淡雅的风俗画。两者相搭配，相映衬，情景十分动人。而且诗中的山岚、溪水、古刹、渔船，乃至一草一木都显得寥萧淡泊，有世外之意。想来是诗人的情致渗透到作品的形象里，从而构成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蕴，反映了诗人“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园》其十）的归隐之情，其实诗人此时只有26岁左右！
李贺还有四首组诗是写“北园”的，但并不像《南园》那样或写景，或抒情，去全面描绘南园风物美景，刻画田园生活的安逸，或抒发韶华易逝、抱负难酬的感叹。而是皆是描写北园内竹子的。从其中的“茂陵归卧叹清贫”（其四）、“斫取青光写楚辞”、“无情有恨何人见”（其二）等诗句来看，也是写于归隐之后，牢骚满腹之时，而且是借咏北园之竹来抒愤，但其中也透露出关于北园的一些信息：这是一所竹园，而且时间很久：“古竹老梢惹碧云”、“风吹千亩迎雨啸”（其四）；这所竹园是从李贺宅后的井旁一直延伸到昌谷河边：“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其三）、“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其一）。诗人以此自喻，借新笋难以成材抒发有志难伸的愁叹和无奈，同时也对那个压抑人才、毁灭人才的社会发出控诉。四首中以第二首这种情感更为突出：
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
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
昌谷一带风景优美，到处是茂林修竹。李贺在《昌谷诗》就曾写道：“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李贺家园《北园》更是一片葱茏茂密的竹林，至今仍是如此。
今日三乡乡北园的竹林
但李贺在四首北园组诗中，并没有泛写北园竹林，而是特意选取刚出土的新笋，这更有深意。因为笋子不仅有竹子的品德，如正直、虚心，以象征高风亮节。更在于笋子具有天生资质，拔节快、成长迅速，就像李贺在诗中咏歌的“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所以世人形容迅速成长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新笋”。还在于笋子是美食，容易被人伤害、夭折。晚唐的李商隐在酒席上看见有人吃新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二十来岁正在成长之中，关怀，需要人人扶持用新笋自喻，来比喻自己遭受打击和坎坷，只在恰当不过了。
诗的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在生活中，李贺也非常喜欢《楚辞》，几乎日日不离手：“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赠陈商》），其创作风格也是屈原，为李贺诗集作序的杜牧就称李贺是“骚之苗裔”。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这是一首咏物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从头至尾写竹，却又无处没有诗人自己的面目精神在。竹的愁颜宛如人的愁颜，竹的哀情也与人的哀情相通。写竹又似写人，其旨趣在有意无意之间，扑朔迷离，使人捉摸不定，然而风神高雅，兴寄深微，远非一般直抒胸臆的诗篇可比。表现手法而言，写竹的形态是实，人的感情是虚；而从命意来说，则正好相反，写人的感情是实，竹的形态是虚，因为诗人写竹，旨在表达自己心中郁积已久的哀怨之情。读者在领悟了诗的题旨以后，竹的形象就与诗人自己直接抒情的形象迭合起来，不再是独立自在的实体。这样写，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总之，短促的生命和困顿的一生，并没有妨碍李贺成为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才华、也最具有想象力的诗人：他幼为神童，声名早播，以至当时的文章巨公韩愈和皇甫湜曾联袂前往探看。成年以后，李长吉歌诗更以其出人意表的想象，奇诡幽冷的风格和极为浓艳、极富张力的语言使他和唐代诗坛乃至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流大家并驾齐驱：他与盛唐诗人李白、晚唐诗人李商隐并称“三李”，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称为“诗鬼”。他的诗歌风格被称为“长吉体”，对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喇、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他生活的中晚唐时代也极负盛名，戴叔伦、韩愈、张碧、沉亚之、无可、齐己、杜牧、李商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二十位多名家皆称誉过其人其诗。李商隐为之作传，称其为“奇才”；张碧是称其能“补造化”；吴融赞其诗歌的特色是“刻削峭拔，飞动文采”，齐己称赞贺诗“巧夺天工、无险不入，能抉赤水之虹、昆山之玉，两手掀翻蓬莱”。最形象而全面地对李贺诗歌风格作出描绘概括的当数杜牧，他在《李贺诗集序》中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和赞誉长吉歌诗，其中最后一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几乎成了贺诗诡谲风格的定评。
李贺这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在人生谢幕时，还有个戏剧性的结局：据李商隐的《李贺小传》载：李贺将死时，有一绯衣人驾赤虬从天而降，手捧一诏书，说：上帝造了一座白玉楼，召李贺升天为此楼作记。这个传说虽然荒诞无稽，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李贺才华的高度评价和年促命短的深深同情：李贺不是死去，而是上天成神了。天帝造白玉楼，也要请李贺去作楼记。后代一些名家，也多以此传说为据来讴歌长吉，如北宋末年名将李纲称赞说：“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读李长吉诗》）。元代经学家郝经亦叹道：“人间不复见奇才，白玉楼头耿孤洁。自此雄文价益高，翠华灼烁紫霓掣”（《长歌哀长吉》）。
李贺故园附近的福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