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巴黎和会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鼓励下确立了“联美制日”的方针，调整了巴黎和会的外交目标。和会期间，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导致中国外交彻底失败，进而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最初的外部思想动力来自“威尔逊主义”，而“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又导致五四运动发生方向性转折。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也是一次全球性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引起，也因列强对华关系的差异及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改变。在诸多影响五四运动的外部因素之中，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最大。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日本舆论界就认为这一运动是英美鼓动的排日运动，“而美国公使馆则是五四运动的参谋本部”。这固然是当时日本的一种反美宣传，但也反映出五四运动与日美矛盾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曾认为五四运动“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其背后的指挥力量“为北京美国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不过后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五四运动史著作大多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政治变动的爱国运动与文化运动。海外学界则倾向于从中国内部的思想变动来解释五四运动的动因，同样较少论及外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本文试以中、美双方的档案史料为基础，分析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以期对五四运动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一、美国与中国巴黎和会外交目标的确立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目标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制定的，并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动因，与其说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不如说是美国外交的失败。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贯奉行“门户开放”原则。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在致列强的备忘录中，要求在中国角逐的列强保证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内，就关税、铁路运费及港口税等方面不妨害他国国民的权利均等。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把中国看成是它天然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大增。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美国认为这与其宣布的“门户开放”原则相悖，因此向日本提出抗议，并声明其对华关系不受此约束。1917年11月，日美双方签署《兰辛石井协定》，就对华关系达成谅解。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则重申遵守“门户开放”原则。中国意识到这项协议不仅危及中国，也危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为此曾向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指出这项协定隐藏的危险，并提醒美国，日本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在中国实行的领土扩张政策。兰辛表示此项协定只是权宜之计，待欧战结束后可再行更改。显然，美国想通过这一协定约束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而日本则把它理解为美国承认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日、美之间的矛盾不仅涉及它们各自的对华政策，也涉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已经退出银行团，而德国被排除于银行团之外，英、法自顾不暇，俄国也因革命而退出争夺，日本几乎垄断了对华借款，导致日本在华势力极度膨胀。有鉴于此，顾维钧与美政府要人多次会谈，力劝美方投资中国，以免中国受日本垄断之害。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也建议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允许美国银行家加入银行团并向中国提供借款1918年7月，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成立新的四国银行团，向中国提供政治借款与经济借款。按照美方的解释，美政府此举之主旨，“在于废除各国在华特别利益之范围，及将中国一国完全开放”。与此同时，鉴于日本在战争期间乘机与中国订立铁路借款条约，攫取利权，英美人士主张由新银行团统一向中国借款修路，以实现中国铁路统一。交通部美国顾问贝克（John E.Baker）制定了一个铁路统一的计划。该计划由商业及贸易专员惠特姆(Paul P.Whitham)送交美国商务部。惠特姆强调，“机会均等”的原则只有在贝克提出的这一体系下才能实现。芮恩施为此于1918年11月23日致函兰辛，强调铁路已成为制造势力范围的主要工具，建议国务卿对贝克的建议给予特别关注。可见，无论是组建新银行团还是统一中国铁路，目的就是要破除势力范围以防制日本。
　　日、美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直接影响到中国参与和会的准备工作。中国作为参战国，理应有资格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但日本以中国未尽参战义务为理由，不愿中国参与和会。协约国方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黄色人种的命运取决于日本的态度，日本必须在影响远东地区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声音是否有效值得怀疑，这是因为它在战争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承认，其战争目的也不清晰。中国为参加和会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也展现出支持中国的姿态。1918年11月15日，兰辛致函美国驻法大使夏普（William G.Sharp），请其与法国政府就中国派代表参加和会有关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的讨论一事进行交涉，并请法国支持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19日，夏普复信兰辛，告知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国在最高战争委员会涉及中国问题讨论时有代表权，但法方认为这一决定只有得到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联合推荐才能生效。由于美国的支持，且当时协约及参战各国盛倡“公理战胜”之说，和会若将中国拒之门外不许参加，与当时之言论思想殊有不合，是以中国仍得以参战国之资格参加巴黎和会。
　　中国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渴望通过和会恢复主权与独立，因此中国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和会解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束缚。在筹备参加和会的过程中，中国主动寻求美国的帮助，将威尔逊提出的处理战后问题、建立世界和平的“十四点”原则作为中国制定和会提案的基本依据。舆论普遍认为，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关于废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主张，与中国密切相关。时任《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董显光宣称威尔逊是“中国权益的捍卫者”，如果威尔逊的政策得以实施，将“一劳永逸地解除列强在华特权，特别是以控制中国为目标的日本普鲁士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现在是威尔逊总统将它付诸实施的时候了”。驻外使节也纷纷建议与美国保持一致，如顾维钧在1918年5月就提出了“联美制日”的构想，并建议鼓动美国舆论；驻英公使施肇基也强调中国在和会上的提案“应根据美十四条”，同时中国“应怂恿美国”，将其主张“推及亚洲”。
　　北京政府开始时并未打算完全倒向美国，对美国是否能帮助中国也持怀疑态度。1918年10月，陆征祥电令顾维钧试探美方态度，美方回应愿意在和会上援助中国，并望中国将和会提案“先期见告，俾便筹商”。11月2日，陆征祥派代表访问芮恩施，告知中国政府的和会意愿与要求。当时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分为领土完整、归还主权和经济自由等三大类，具体包括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取消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制权、给予中国关税完全自主权等。芮恩施表示，中国将此等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不合适，不如提出与战事直接关系之问题较为适宜。这是因为，巴黎和会所要解决的第一类问题，首先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所要求解决的事项，不外对中国人在海上所遭受的生命损害的赔偿、德国人过去在中国所享受的权利与利益的适当处理、德国在战争时期由于违反中立法使用中国铁路所发生的事项以及中国参加西伯利亚远征军等。芮恩施还强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在中国各地区取得优先权利，这就造成外国在华行动和政策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可能演变成列强间极其严重的冲突。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应争取的要点，就是要求各国对历次发表的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宣言赋予具体而明确的内容。彻底废除地区优先权利制，对于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自由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芮恩施最关心的是如何根据“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打破各国在华势力范围，针对日本的意味十分明显。
　　北京政府对芮恩施的建议十分重视，但不清楚是其本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意见，于是外交部将初拟的和会提案电达顾维钧，请其与美政府接洽。1918年11月15日，顾维钧与兰辛举行会谈，随后顾维钧根据北京政府的训令向兰辛提供了一份包含中国参加巴黎和会计划的备忘录。该计划与此前陆征祥向芮恩施提供的计划基本一致，综述了中国对和会的三大希望，并请美国给予支持，以便在和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兰辛明确表示了对备忘录中中国所提希望的同情。11月26日，顾维钧又在白宫拜晤威尔逊，双方就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建立国际联盟以及威氏“十四点”原则的实际运用等问题交换意见。顾维钧向威尔逊介绍了中国准备在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并请求美国给予支持。威尔逊表示愿意尽全力在和会上支持中国，但对中国拟在和会上提出的具体要求未予置评，而是谈起了他的“十四点”原则和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威尔逊强调，他的计划是要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提供一种国际范围的保障。顾维钧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他的计划和原则，并期待总统将这些原则运用于远东地区，惠及世界其他地方。威尔逊表示将这些原则运用于远东将会遇到困难，但是困难不是阻止他将这些原则运用于远东的理由。显然，美国的目的是要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对中国的希望条件，事实上并不真正关心。不过，威尔逊支持中国的态度坚定了北京政府在和会上采取“联美制日”的方针。
　　实际上，支持中国也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就在顾维钧奉命与美方交涉的同时，威尔逊也派其密友克兰（Charles R.Crane）到中国访问。克兰于1918年11月初到达中国，先后访问北京和上海等地，11月29日返回美国。克兰此行的目的就是“直接为威尔逊总统在和会上解决远东问题提供启示”。离华返美前，他在上海总商会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愿竭尽友邦之谊以助中国”，同时希望中国利用此次参加和会的机会，将历年来中国所受之损失公布，“使各国代表群知中国之内情与痛苦，庶能发生新感情与新观念，则中国前途之幸焉”。同时，芮恩施极力推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Westel W.Willoughby）任中国总统顾问一职，并拟派他去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只是因为威尔逊的反对，这一任命才被取消。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团中如果没有美国人做顾问，则美国在和会可以更自由地帮助中国。虽然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公民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但任命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专家威廉士（Edward T.Williams）为美国议和代表团远东事务顾问。威廉士了解中国并理解中国的要求，因此这一任命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热切地想在即将到来的和会上公平对待中国，并帮助中国调整国际关系。后来的事实表明，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始终保持密切合作。
　　1918年12月初，赴欧出席和会的陆征祥一行取道日本，8日到东京，次日陆征祥偕驻日公使章宗祥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两国外长“晤谈良久，情意浃洽”。关于青岛问题，内田表示日本将“按照原议归还中国”，陆征祥则答以“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陆征祥的这种言论，无异于承认“二十一条”及中日之间签订的有关山东各约的有效性，这引起北京政府的不满，陆征祥因此命令陪同其一起访日的外交部参事刘崇杰不得写出会谈详情。12月10日，陆征祥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天离开日本，24日抵美境，29日抵纽约。抵美后陆征祥的态度为之一变，表示青岛问题如何处理“当听之平和会议”，且“中国之主张自是有效”。到巴黎后，对于他在东京时的表态，陆征祥表示：“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可见过美境时，陆征祥的外交方针已经改变。
　　陆征祥在东京与内田的会谈及其言论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芮恩施将中、日两国外长在东京会谈的内容电告美国政府，并称日本正鼓励中国提出列强不会无条件接受的要求，诸如废除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等，以换取他们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支持。代理国务卿波尔克（Frank L.Polk）将芮恩施来电转发给美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并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得到承认，那么和会为“保护和拯救”中国而作出的努力将是徒劳的。12月21日，波尔克在给美国议和代表的电报中又说，如果我们任由事态发展，“机会均等”原则必将随着日本政治和商业的扩展而消失。1919年1月6日，芮恩施又致电波尔克，并请波尔克转呈威尔逊。芮恩施表示，只有拒绝接受过去四年日本对中国秘密操控的结果，特别是日本的政治影响及其在山东的特殊权利，才能避免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也才能避免因在华势力范围的竞争而导致的军事冲突。和平是建立在废除势力范围的条件之上，中国必须从强加在她身上的外部政治影响、外国对其铁路的控制和政治列强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迫切需要和会制定一个永久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显然，美国担心中国倒向日本，但它对中国希望借和会之机恢复主权的愿望并不关心，它关心的是如何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在得到美国将在和会上支持中国的保证后，北京政府调整了和会的方案，以适应美国遏制日本的战略目标。1919年1月6日，外交委员会正式提出在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包含以下五个方面：（1）破除势力范围；（2）取消领事裁判权；（3）关税自主；（4）撤退外国军队；（5）停付庚子赔款。次日，该提案由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亲呈代总理钱能训，然后电致巴黎各专使。外委会的这一提案，首列破除势力范围，这既是为了与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和希望保持一致，也是为了把日本的势力从中国排除出去。外交部在给陆征祥的电令中明确写道：“前次院电所开，拟提条件第一项，系取浑括主义，俾日本在远东特殊势力一扫而空。”可见，在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前，中国已确立了“联美制日”的方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目标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二、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与五四运动的兴起
　　按照会前美方的建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提案，应先从与欧战有直接关系之德奥方面入手，于是山东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社会舆论方面，均主张借和会之机收回山东主权。和会召开前，顾维钧力劝政府，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国会议员陈振先等提议由两院议长用国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及威尔逊等，请主持公理，尊重中国民意，将青岛及胶济铁路无条件直接交还中国。山东省议会也电请政府转饬陆使，将青岛问题提会公议。1919年1月22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召开会议，议决在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当然，山东问题同样是日本关注的重点。日本参加此次和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获得德国在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处置权。对于山东问题，日本在战争期间就在外交层面上为战后山东问题的处置作了诸多准备。和会召开前又特地将日本驻济南领事电召回国随使赴欧，协助议和大使处理山东问题。日本始终认为，在和会上有权讨论山东问题的应该是日本而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日之间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签订的铁路借款条约，已将中德间的权利义务转变为中日间的权利义务。日本外相内田宣称，日本从德国获得胶州湾租借地自由处分权后，将根据中日之间的协定，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对华外交之宣言》，《晨报》1919年1月23日。日本的这一立场显然与中、美的主张不同。中国要求由德国直接归还，美国也认为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已在中国对德宣战的同时与所有的中德条约一起废除了，因此日本不能从德国手中继承条约权利。会前，顾维钧与美国全权代表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密谈，后者表示，美方对山东问题已经研究过，美国将在和会上协助中国。中国代表团也曾试图寻求英国方面的帮助。1919年1月22日，顾维钧、施肇基等与英国驻华公使馆参事麻克类（Ronald Macleay）会谈。麻克类表示，考虑到日本海军给予过英国有价值的帮助，英国不会在山东问题上给予中国太大帮助。事实上，日、英之间早已达成秘密协议，英国在战后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主张。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山东问题能否得到圆满解决，美国的态度至为关键。
　　尽管中国打算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但首先在和会上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是日本。1919年1月27日上午，日本在五国会议上提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及英、法、意三国均主张由五国讨论决定，威尔逊及兰辛则坚持邀请中国代表出席会议并阐明立场。是日下午，顾维钧、王正廷应邀出席十人会。会前，顾维钧会晤兰辛，请其提供有力支持，并得到其切实允诺。 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交还中国却只字不提。顾维钧表示，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希望五国在听取中国的意见后再做决定。28日继续开会讨论山东问题，中国方面仍由顾维钧、王正廷全权出席。日本代表在会上表示愿意就交还山东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顾维钧表示，关于胶州归还问题，中国与日本的看法不同。中国相信日本所做的承诺，但中国主张直接归还。顾维钧从领土、历史、文化、经济、国防等各个角度，阐明了胶州湾租借地应直接交还中国的理由。顾维钧还指出，日本全权所说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在“二十一条”的前提下，中国对此绝不承认。美国对顾维钧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满意，日本则在会后对中国提出抗议。对于日本的抗议，美国奉劝中国政府站稳立场，同时建议顾维钧“以他认为正确的方针行事”。
　　从2月中旬起，五国会议专注于国际联盟问题，和会暂停讨论山东问题。不过中美之间对于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始终保持沟通。3月24日，顾维钧偕梁启超、张君劢一起拜访了威尔逊。关于胶州问题，威尔逊表示，德国在胶州的租借地不能被认为是殖民地，它只是中国政府授予德国的租借地，且名义上仍在中国的主权控制之下，因此必须与德国解决，并写入和平条约。他问顾维钧，日本已答应把胶州归还中国，但它要求先交给日本，然后由日本交给中国。日本的意思，是否要求根据这个程序，保有铁路，但归还胶州这个地方？顾维钧回答说，日本还会要求附加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在租借地内最好的地段建一个日本人专享的定居点，日本享有定居点内的警察权和市政权。如果日本拥有铁路和租借地内的专享定居点，这意味着归还中国只有形式而无实际内容，中国什么也没得到。顾维钧又说，在铁路和租借地之间，中国更重视铁路的收回，因为这些铁路穿越了整个山东省，并通过其支线控制北京的门户，就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代表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函，坚决要求全部归还。这个问题的满意解决将意味着远东的和平。威尔逊对此表示认同。4月2日，顾维钧会见豪斯。顾维钧说，山东问题必须得到满意解决，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英、法因为受到密约的束缚不能支持中国，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顾维钧相信，如果威尔逊坚持公正解决山东问题，中国就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豪斯表示他会尽快与总统谈论这个问题。4月4日，顾维钧又会见兰辛，请兰辛转告威尔逊，中国希望由美英法意四国来决定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兰辛表示很高兴这样做。顾维钧又说，在中国有一部分人主张与日本合作，如果中国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感到失望，可能会使这部分人的主张合理化。兰辛说他了解到中国存在这种主张。他强调，美国一贯反对在中国搞势力范围，因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相悖。尽管日本与其他大国签有秘密协定，但山东问题必须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他向顾维钧保证，他会支持中国，并尽力让山东问题得到完满解决。4月8日，顾维钧根据韦罗璧的建议，向兰辛提供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不仅表达了中国希望威尔逊在四国会议上作出将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决定，而且详细列举了日本在占领青岛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贸易优势地位，以此来督促美国重视山东问题的解决。
　　4月中旬以后，国际联盟草案基本完成，山东问题又成为和会的重要议题。4月16日，兰辛在五国会议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先交和会暂收，待中国按要求将青岛开放后再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表示反对，称中日间已有协定，应由日本转交。17日继续讨论山东问题。美国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和会改为交由五国处置，日本仍然反对。日本代表宣称，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中国问题不能由五国处置。美国代表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并无单独处置之意，但也不能任由他国单独处置。21日，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与珍田舍己拜访兰辛，希望美国理解日本的要求，兰辛则表示日本尚未证明其要求的正当性。22日上午，美英法日四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在会上“争持甚坚”。下午继续讨论，陆征祥和顾维钧应邀出席大会，威尔逊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在发言中说，在上午的会议中，他试图站在中国的立场考虑问题。但目前问题实在复杂，中国与日本之间有1915年5月的条约换文和1918年9月签订的借款条约，而英法等国也与日本签有协定，有维持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条约的神圣性，因此，履行一个坏条约总比撕毁它要好一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问：中国是愿意让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德条约范围内的权益还是承认中日之间关于日本在山东地位的条款？顾维钧回答说两者都不可接受。威尔逊说，欧美并非不愿主持公道，只是受制于各种条约。现在国际联盟成立，它将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目前中国代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是保持与日本的协定还是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至此，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已根本转变。
　　4月22日会议之后，中国代表团仍然试图挽回局面。24日，顾维钧向威尔逊提交了一份中国代表团关于山东问题主张的备忘录，并代表中国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该备忘录写道，和会最高委员会掌握解决山东问题的权力。如果它作出符合正义的解决方案，这将意味着远东至少半个世纪的和平；反之，将在随后的几年播下混乱的种子。中国要求正义，如果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中国人民将会把它归之于各列强不施以援手而不是日本的坚持。中国代表团建议：（1）德国将其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交给五国，以备中国恢复；（2）日本因其目前拥有上述权利，负责在对德和约签字后一年内使中国恢复上述权利；（3）中国同意对日本占领青岛期间所产生的费用作出补偿，补偿数额由四强决定；（4）中国同意将胶州湾开放为商埠，如果需要，可开放一特殊区域以供签约国公民或臣民居住。美国代表团内部对威尔逊在22日会议上的立场也不赞同。26日，美国代表团在开会时，威尔逊与其他代表发生分歧。威尔逊于是指示兰辛与日本方面接洽，劝日本撤回之前的主张，同意把山东暂时交给五国共同管理。当晚，兰辛、威廉士与日本代表牧野、珍田会谈，日本方面“自始至终毫无退让之意，并声明日本非贯彻其主张不可”。28日，兰辛把与牧野、珍田会见的情形报告给威尔逊和怀特（Henry White）、布里斯将军（Tasker H.Bliss）两位全权代表。兰辛、怀特和布里斯均主张“纵令日本脱离讲和会议，面对于中国之权利亦必须坚持到底”。29日，三人联名上书威尔逊，并请总统关注山东问题处置上所面临的“道德的善恶问题”。然而这一切均已无济于事。4月30日，三国会议决定：“德国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
　　三国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最终决定，显然与威尔逊最初的设想相背。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英、法受制于密约，不能与美国一致行动。威尔逊在事后向陆征祥解释时，明确表示“此次山东问题所以致此结果之最重原因，实为英日、日法之密约”。二是日本威胁退出和会。此前意大利因美国拒绝承认其对阜姆（Fiume）拥有主权而退出和会，日本宣称若其要求得不到满足，也将退出和会，“日本退出联盟会时，英国亦将不肯加入”，这样国际联盟将无法建立，“况日本退出联盟会后，更有联络德、俄另组一团之说”。为了挽救国际联盟，威尔逊只好让步。其结果，理论不敌实际，理想不敌现实，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完全抛弃了最初的主张。
　　4月30日晚，威尔逊派美国全权委员会新闻处处长贝克（Ray S.Baker）将三国会议决定及当时会议种种为难情形告知中国代表。5月1日，英国全权代表贝尔福（Arthur J.Balfour）又代表三国会议将结果面告中国代表。而在此之前，外交失败的消息已陆续在中国报刊上披露。5月2日，林长民根据梁启超发自巴黎的电报，在《晨报》上发表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署名文章。5月3日，又有几家报纸和一些外国人刊文或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已完全失败。北京各校学生原本准备5月7日举行示威运动，因形势紧急，于是决定把示威运动提前至5月4日举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可见，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中国外交之所以失败，又与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转变直接相关。
　　三、“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与五四运动的转向
　　由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开启的抗议活动，最初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充分表达中国的民意，促使实际掌控巴黎和会的美、英、法三国，重新考虑中国的诉求，改变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当天，北京13所学校的学生约3000人从天安门出发，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至东交民巷西口，遇到巡警阻拦，“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递上说帖”。在给美国公使的说帖中，学生们写道：“青岛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国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均不能得确切之保证。贵国为保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协约国致美国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之钦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久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真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显然，此时美国“被指派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学生们对美国的信任仍然是“那么天真无邪”。学生在美国使馆门口所喊的口号及其在说帖中所强调的“主义”表明，“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然而，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在于，学生正是以“威尔逊主义”来反对威尔逊的决定，而威尔逊一意孤行的作法又使“威尔逊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彻底破产。
　　在三国会议作出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之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及“威尔逊主义”仍然抱有幻想。5月4日，中国代表团就三国会议决定正式提出抗议，抗议书称：“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对德奥两国声明，将中国与德奥间所有一切条约，即由协约悉行废止。此事业经正式通知联盟与共事诸国，并经各部鉴悉。经此布告后，凡德国昔时在山东所享权利特权皆已撤销，而中国既为该省主权所属，自然全行收回。究竟何项理由，可将此项权利给予日本，殊难索解……中国之来列席和会，所倚仗者为威大总统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宣示国会之十四项原则，及嗣后历次宣示之各原则。此等原则，固尝为共同敌德之各国所正式承认者。中国亦倚仗各国以彼此顾全荣誉之精神，辟世界之新时代，而创设万国和会。而中国尤所倚仗者，则以所争之事无不平允公道。今结果如此，实为痛切失望。”显然，中国代表团的抗议，也是建立在“威尔逊主义”的基础之上。在三国会议上，威尔逊曾对中国代表承诺：“一俟联盟会成立，必力为中国协助，改良中国现时所处国际地位，俾将各项不平等之待遇设法改善，危险状态设法免除，为一完全独立自主大国。”中国代表对此深信不疑，并据此向和会提出中国的希望条件 中国希望条件包括舍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权等七项。。5月10日，陆征祥、施肇基同访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并将中国所提希望各案面赠一册，请其务必竭力协助。贝尔福以该项提案与战事无涉为由推却。5月14日，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以会长名义正式函复中国代表团，称最高委员会虽然认识到中国所提希望条件的重要性，“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5月20日，陆征祥、顾维钧访晤兰辛，希望能有所补救，不料兰辛也表示“法总理所言，诚为有理”。这样，中国借和会之机解除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希望”彻底落空。
　　中国代表一面对于三国会议决定之山东问题解决办法提出抗议，一面希望在和约中对该项决定声明保留，然后签字于和约。5月6日，巴黎和会召开全体大会，宣讲对德和约草案。陆征祥在会上正式声明，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有保留之义务”。英、法、美三国对此反应不一，英、法表示反对，美国除威尔逊外则大多持同情态度。法国外长毕勋（Stephen Pichon)称保留一层难以办到。英国方面称：“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兰辛则认为，中国在保留前提下签字，完全是在中国权力范围内的事情。美国另一全权代表豪斯也赞成中国在保留山东条款的前提下签字，并认为威尔逊也不会反对这样做。然而，威尔逊也反对保留。他担心中国代表团的任何保留都将开创先例，使那些对于和会有关决定不满的代表团起而效法。6月24日，和会秘书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密友迪塔斯塔（M.Dutasta）在与顾维钧会见时，转达了克里孟梭代表和会最高委员会表示的如下意见：“中国要么全签，要么不签，保留签字是不可能的。”顾维钧则表示，如果不能保留，则中国希望能够在条约之后附上5月6日的声明。但是，这一要求也遭到拒绝。6月28日是和约的签字日，陆征祥、王正廷代表中国代表团致信克里孟梭，告知中国因和会最高委员会没有在条约文本或其他地方承认中国对和约第156条、157条、158条涉及中国山东的条款持保留态度，也拒绝接受中国在合适时间要求重新讨论山东问题的声明，中国将不会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同一天，陆征祥将拒签的理由和经过报告国内，内称：“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至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围绕山东问题而展开的交涉完全失败，这也标志着“威尔逊主义”在山东问题上的彻底失败。
　　中国的抗议和拒签得到了美国各方面的普遍支持。芮恩施特别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不要反对这个运动。美国代表团内部对威尔逊同意三国会议处理山东问题的方案的决定也不赞成，认为这种作法“实违反其同行赴法美国全权专使四人中三人之意见”，且直接反对“美议和委员会一致之劝告”。兰辛还曾一度提出调停办法，但没有结果在华美国人对于三国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也深为忧虑。5月21日，驻华美商会致电威尔逊及国务院，称和会的决定使“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的原则“成为具文”，“世界不免因此再起战祸”。6月6日，北京英美协会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在华英美人士对于和会决定的失望之情，并称和会的决定不仅会造成中日冲突，“且对于中国与其他各国之经济上发展有莫大之妨碍”，“更有进者，倘今以近邻日本替代其政治经济活动中心点在地球他面之德国，则不独颠覆国家自决主义，而又拒绝开放门户政策均等机会宗旨等”。在美国人看来，对德和约关于山东之条款，完全与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相反。一旦将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美人将不能在中国大部分之土地内自由投资自由经商”。同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给日本，会让中国认为这是协约各国对日本实力的承认，从而将中国推向日本，“使其反抗西方各国”，“如是美国在中国之商业利益威信等皆将为武人之力所压碎”。显然，美国各界反对山东问题决定，并非基于“公理”与“正义”，而是基于美国的现实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的抗议和拒签也得到了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普遍支持。在对德签字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已经对国联盟约的许多方面表示了反对。自威尔逊将对德和约向参议院提出之后，反对情绪又有所增长。尽管威尔逊声明，山东问题的处置并非根据1915年和1918年中日条约与换文，并称日本方面对交还山东有口头保证 日本承诺，日本的政策是把山东半岛的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仅保留原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以及在青岛建立租界的权利。至于铁路，比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将使用特别警队以确保运输的安全，不用作别的目的。警队由中国人组成，但中国政府应该任命日本教练官。日本代表团表示，万一中国不能履行其义务，比如在组织警队方面拒绝合作，拒绝承认日方教练官等，日本方面作为最后的对策，就是回归到中日之间1915年和1918年的协定。威尔逊强调，万一中国方面不能履行义务，日本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协定，而是向国联申请仲裁。威尔逊坚持说，他说的一切不能理解为对中日换文的承认，因为那些换文是建立在与美国政府提倡的原则相反的基础上的。，但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最终也未加入国际联盟。威尔逊的计划全盘失败，这也是其本人始料未及的。
　　“威尔逊主义”的失败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威尔逊的政治理念偏向理想主义，他不只是想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还想为维持和平作出永久性制度安排；他所关注的也不只是欧洲的和平，而是全世界的和平《美国政策之说明（1918年12月30日英国孟哲斯特市政厅许为自由民时之答词）》，钱智修译：《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5页。。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当威尔逊满怀信心地从华盛顿抵达巴黎时，发现欧洲伙伴仍然抱持一种现实主义甚至是褊狭的国家主义态度。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所接受，但实际上各国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对美国而言，此项原则与其传统的民主主义理想大致吻合；对德奥而言，以此项原则作为议和基础，即使战败，也可得到较为公允的对待；对英法而言，以此项原则号召，可以瓦解敌方斗志，尽快促成和局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14页。。在对德政策上，各国之间也有较大分歧。美国希望以宽大的条件与德国媾和，而法国则主张严厉惩罚德国。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甚至说，如果美国偏袒德国，那么美军与法军之间有发生磨擦的倾向。在德国赔偿问题和军备限制问题上，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主张也多与英、美意见相违 《和会外交形势之大变化》，《晨报》1919年3月6日。。在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英、法、意各国远没有美国那么热心，日本尽管不反对建立国际联盟，但坚持认为必须消除美国的人种政策和英国的殖民地政策。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威尔逊企图把理想主义和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苛求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理想主义不得不向现实主义让步。尽管和会最终达成了和平协定，但“这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
　　“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也是自由主义的失败。威尔逊在国会提出的“十四点”及其后历次演讲阐明的各项原则，一度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对自由与平等、公理与正义的捍卫。陈独秀把威尔逊的主张概括为“两大主义”：其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其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威尔逊俨然是自由平等的捍卫者，陈独秀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18年12月22日。然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以及英法美拒绝在国联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的条文，直接违背了威尔逊所倡导的原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巴黎和会及和会签订的和约充斥着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 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意大利首相奥兰多（V.E.Orlando）认为，凡尔赛和约包含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精神，远过于拉丁民族之精神。。结果，“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消除了，换来的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统治”。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个打击。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抱有很大期望，对由英美各国来主导国际秩序这一问题，也不曾有丝毫疑问。在他们看来，美国就是“自由”“平等”“公理”“正义”的化身。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们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连同他们对美国的浪漫想象一齐打碎了。陈独秀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李大钊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威尔逊主义”从一开始就含有抵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意图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讲“十四点”原则时，首先提到俄国“已将其所抱之主义，及推行此主义之办法明白宣布”，并称其条件“实足有使人疑虑者”。在巴黎和会期间，各国政府“日夜”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动向。英国人赞成与俄国谈判，法国人却压根不想和它打交道，美国则想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遏制“过激主义”。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没有公理和正义，就会有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随着“威尔逊主义”的失败，“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翻了俄皇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设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由此，五四运动也发生了转向，由倾向美国转而倾向俄国了。
　　综上所述，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战略目标直接影响了中国关于巴黎和会外交目标的制定。中国在美国的鼓励下调整了巴黎和会的提案并进而采取“联美制日”的方针。然而，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美国与英、法、意各国之间的分歧以及日本与英、法之间的秘密协定，都使美国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美国在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进而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从思想层面看，五四运动最初的外部思想动力来自威尔逊所鼓吹的“公理”与“正义”。然而，在所谓“公理”与“正义”名目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随着“威尔逊主义”的彻底失败，中国思想界发生分裂，五四运动也发生方向性转折。最终，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醒，它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