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8年05月31日 作者:刘怡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字体颜色: 字号:[ ]
新中国公共政策中的“科学”实践
——以麻雀科研为中心(1955—1960)

  〔摘要〕1955年底至1960年初,决定麻雀命运的政策经历了从出台、调整到终止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科研人员扮演了特别的角色,他们既承担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又要兼顾科研本身的学理发展,由此进行的种种权衡活动与政府决策之间构成了公开和隐性的两种关系。毛泽东时代的麻雀科研工作,既促成了政策调整,又获得了学理发展,且并未触及政策的合法性。这一历史事件为透视“科学”要素在新中国公共政策酝酿、出台以及调整各环节中的参与和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查视角。

  〔关键词〕鸟类学家;麻雀科研;政策决策;灭雀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灭雀运动蔓延至全国城乡。1955年底,毛泽东发起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号召。1958年,灭雀运动达到高潮,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幼齐参与。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麻雀不要再打了”,灭雀运动至此结束。在灭雀政策从出台、调整到终止的过程中,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农学家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类叙事认为,部分鸟类学家的科研成果对灭雀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类叙事则认为,鸟类学家、生物学家等科研人员的努力和坚持最终促成了麻雀被平反。无论是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还是作为政策宣传的重要素材,由科研群体开展的具体科研工作,在新中国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都表现出了类似的“高参与度”。

  “科学”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高参与度”,与其在当时政治话语中的两重意义有关。一方面,“科学”作为实在的工具,为现实生活服务,担负此责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另一方面,“科学”还具备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它常常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义 (转引自王斌:《“科学”在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修饰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比起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科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各项政策的推行提供合法性依据。

  有关鸟类学家在灭雀运动期间开展的科研活动,以及有关同时期科学家在农业“大跃进”运动中所起作用的既有叙事,多强调科研工作的附属性,即科学服务于政治。这样的判定显然忽视了科研工作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新中国成立后,“科学”话语及其实践究竟以何种形式参与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如何既承担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又兼顾学理发展?本文试图以和麻雀相关的科研工作同灭雀政策的关联为中心,解答以上问题。本文的考察将循两条并行线索:一为灭雀政策从制定、调整到终止的过程;二为以往研究常忽视的麻雀科研工作的发展脉络,尤其聚焦于鸟类学家在灭雀运动前后的科研工作及相关活动。

  一、1955年底:灭雀成为中央政策

  1955年11月,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火热之际,毛泽东南下考察农村情况,基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13条内容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随即,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委书记和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这十七条意见 (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

  农业部副部长就麻雀问题专门征询了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负责鸟类研究工作的钱燕文和郑作新的意见。据钱燕文回忆,195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被接去见农业部两位领导,被问及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麻雀祸害庄稼,能否消灭它们的时候,钱燕文表达了两点意见:第一,麻雀吃植物种子和粮食,在田边、农舍、粮库等地集群活动,数量多,当然吃得也多,可以说是害鸟;第二,目前并无有关麻雀食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否应被消灭还难下定论。第二天,农业部领导人又派车接郑作新和钱燕文继续讨论麻雀问题,而此次会面决定把麻雀定为害鸟。(钱燕文:《麻雀被列入“四害”的缘起》,《院史资料与研究》(中国科学院内刊)1993年第5期。)

  1955年底至1956年初,农业十七条逐渐被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除四害”被列为第27条,要求“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在征求了地方领导人及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并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最终于1956年1月25日下发各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74页;《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至此,“麻雀是应该被消灭的害鸟”成为“定案”。

  关于与农业部负责人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根据此次谈话之后麻雀依然被定为害鸟的事实可以推断,在把麻雀列入应被灭除的“四害”这个问题上,鸟类学家并无异议,或者说至少还无法为麻雀作强有力辩护。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具影响力的鸟类学家,郑作新此时对灭雀政策的态度,与其学术背景以及他对鸟类学发展与政治形势关系的理解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满足国内各学科建设的需要,很多鸟类学家纷纷转变研究方向,开始投入空白的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郑作新逐渐承担起鸟类学发展之重任,成为新中国最具声望的鸟类学家。他尤长于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由其牵头的鸟类区系调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鸟类学研究的主要类别。

  鸟类学研究之所以以区系调查为主,除受郑作新的学术兴趣以及由他建立的学术研究基础的影响之外,还与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社会心态有关。周建人在《生物科学与爱国主义》一文中对这种关联做了一些说明。他认为,爱国主义可以渗透在自然科学,如可以通过介绍在别地少见或没有的金鸡在中国的存在,说明在中国产卵育雏的候鸟之多,借此凸显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让青年更加热爱祖国的大地、物产(周建人:《生物科学与爱国主义》,《人民教育》1951年第2期。)。由郑作新主导的鸟类区系调查通过发现罕见的鸟类标本,追踪中国在世界动物分布区域划分上的地位(“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1952年工作总结”(1953年2月21日),《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951年12月—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6。),因有望使中国在世界鸟类区划知识体系中获得特殊地位而受到特别重视。

  1953年,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更好地服务于工农业生产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鸟类学研究也随之出现新转变。除了区系调查,农业益害鸟研究也逐渐起步,成为鸟类学研究的重要门类。郑作新、钱燕文撰文回应中科院提出的“配合当前农林生产实践”的要求,表明鸟类研究开始与生产相结合(郑作新、钱燕文:《鸟类研究工作开始和生产相结合》,《科学通报》1953年第9期。)。由郑作新主要负责、包括麻雀食性研究在内的“昌黎及其附近产果区经济鸟类的调查”于1953年起步。4月至12月间,研究者共解剖麻雀胃495个,并将麻雀胃部内的昆虫、植物分门别类,进而分析麻雀的食性:麻雀在全年的主要食物是植物,它危害作物种子,也能消灭一部分杂草种子;其次是取食昆虫,除害虫外,也包括一部分益虫;在六、七、八三个月,食昆虫较多,占总食量的21.55%,其他月份主要是进食作物种子和杂草种子(“麻雀所吃的昆虫请将学名写下”(1953年1月),《麻雀的食物分析(一)》(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1;“麻雀的食物分析(昌黎地区)1953—1954”(1954年12月1日),《麻雀的食物分析(一)》(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6;“麻雀的食物分析(昌黎地区)1953—1955”(1955年12月1日),《麻雀的食物分析(一)》(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7。)。

  1953年后,鸟类学开始与农学、植物学相结合,考察内容涉及判定农业益害鸟、招引有益鸟类、防治农业害鸟等。研究者多考察鸟类在农田、果园、渔业水域等特定环境中的食性、繁殖性等生物特征与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联;通过对原有生态系统中关系网络的挖掘和利用,实现防害增益的目的。以探索生态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益害鸟研究,成为鸟类区系调查之外的又一重要研究类别。

  总之,在灭雀政策出台之前,由郑作新领头的鸟类学研究——既背负“民族主义”任务又顾及“为生产发展服务”的现实需要——已迅速发展起来。有关麻雀食性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所得材料仅能证明麻雀食性复杂。当农业部负责人征求郑作新的意见时,他可能还无法提供反对灭雀政策的强有力材料。郑作新对鸟类学研究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有着清晰认知,既然最高领导人为保护粮食而提出灭雀,他也并不会在此时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况且麻雀危害作物种子确属事实。虽然在1955年底,郑作新等鸟类学家无法为麻雀辩护,但已有的鸟类学研究为麻雀科研的集中开展提供了基础。

  1953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鸟类组的工作人员为4名 (“1953年工作人员预计表”“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1952年工作总结”(1953年2月21日),《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951年12月—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6。),1955年增至9名(“动物研究室工作人员统计表”(1955年11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五年职工名册和各类人员需求计划》,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55。)。除郑作新当时已是著名的鸟类专家,其余诸位刚开始从事鸟类研究。助理研究员钱燕文于1951年转入中科院工作后,才开始师从郑作新学习鸟类(《钱燕文自传》,《当代海宁人·海宁人物资料》第2辑,1988年,第133—136页。)。两位研究实习员贾相刚、李永新则分别于1954年、1955年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室鸟类组工作(“动物研究室工作人员统计表”(1955年11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五年职工名册和各类人员需求计划》,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55。)。1956年,郑作新对这些研究人员进行了鸟类学专业培训,内容包括政治和业务知识(“1956年在职科学干部培养计划表”“动物研究室1956年度科研工作计划”(1955年12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六年科研工作总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64-01。)。这些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更及时地把握和理解鸟类研究的政治诉求。

  1955年底,灭雀运动作为一项中央政策开始在各地推行,这给鸟类研究者布置了一项亟待完成的研究任务:明确麻雀究竟如何为害,如何有效防除。

  二、灭雀运动期间的麻雀科研(1956—1958)

  1955年底,灭雀作为一项中央政策开始在全国推行,麻雀成为关乎生产的大问题。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将麻雀研究作为科研重点。1956年春,中科院动物所在布置麻雀研究工作时,将以下三点内容列为重点:考察麻雀数量与昆虫数量的关系,以明确“麻雀对昆虫有无消长的作用,以及对昆虫其他方面的影响”;通过食性分析、幼鸟饲养、对照区试验等途径明确麻雀对农业的危害,并关注麻雀是否传播疾病危害人类、家畜的健康以及是否有损坏房屋等其他害处;通过研究麻雀的活动范围、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繁殖习性、大规模捕灭后数量的恢复率、消灭昆虫对其是否有影响等内容,掌握其生活和繁殖规律,以更好地控制危害程度(“麻雀研究工作提纲”“麻雀研究工作方法”(1956年1月),《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2。)。

  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研究所为领头单位,全国各地农林牧副渔领域的相关科研机构均投入对麻雀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地理系主要负责公园和城市居民点,北京林学院负责林木区,华南师范学院关注农田、菜园、果园,华东师范学院、江苏盐城农学院、西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也根据各自所处生态环境的特点,分别负责农田、菜园、果园、林地等地的麻雀研究 (“麻雀研究工作生境分工表”(1956年1月)、“麻雀研究工作方法”(1956年1月),《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2。)。

  郑作新在麻雀科研中担当重任,由其负责的项目作为中科院动物研究室开展的“鸟类与农业的关系”研究的重点,预期于1956年至1958年间完成 (“1956年研究题目简表”“动物研究室1956年度科研工作计划”(1955年12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六年科研工作总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64-01。)。麻雀科研工作布置下去后,虽然计划数年内结题的相关研究还无法形成明确结论,但科研工作还是需要及时地为基层灭雀提供专业支持。

  郑作新于1955年底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防除麻雀方法的文章,介绍了麻雀的诸多生物性知识。在谈及可采用毁巢法灭雀时,他介绍了麻雀的繁殖情况:麻雀的繁殖期在北方是每年的四月至七八月,在南方则会延长;麻雀的巢多以草茎、草叶为主要材料,多营于屋舍瓦檐间或墙窟、树洞里;麻雀每次产4颗至6颗卵,通常为灰白色且有斑点;等等。郑作新还建议在麻雀繁殖期内,用长竹竿捣毁雀巢。 (郑作新:《防除麻雀的方法》,《生物学通报》1955年第12期。1956年初,他又接连发表数篇有关雀害问题的文章 郑作新:《麻雀与雀害》,《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防除雀害》,《科学大众》1956年第2期。)。还有研究者撰文介绍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集体农庄的灭雀经验(〔哈萨克斯坦〕什切格曼著,章稼译:《谷类作物害鸟——麻雀的防治方法》,《生物学通报》1956年第7期。)。受“双百”方针的鼓励,青岛遗传学会于1956年10月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专门讨论了麻雀问题。此次参会者的发言,或可集中反映灭雀运动开展初期专业领域内知识分子对于灭雀政策的态度。围绕麻雀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胚胎学家朱冼、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的鸟类学家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与张作人、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均作了发言。

  除了讨论国外处理麻雀问题的不同经验、麻雀食性、麻雀的其他危害等具体问题,与会人员还就科研人员对待麻雀问题的态度纷纷发表意见。薛德焴首先表态,对于麻雀问题,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郑作新认为,大部分农民赞成灭雀多凭经验判断,但作为专业研究者,要全面判定麻雀的危害情况和程度。张孟闻赞同郑作新的意见,认为在正式得出科学结论以前,政府不应轰轰烈烈地搞。辛树帜附议,提出应建议政府缓行灭雀,等调查研究清楚后再搞。丁汉波认为,还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就大力捕杀不太妥当,已经对当前的麻雀研究造成了困难。

  与会者无法被截然分成肯定灭雀和否定灭雀两派的局面,体现了从科研角度考虑麻雀问题的复杂性。在既没有可参照的国外经验、本国也未形成全面成熟的调研成果的状况下,此次会议揭示了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麻雀科研工作的态度,如麻雀的益害问题涉及麻雀与其所处环境各要素之间具体关联的复杂性,且无法凭单一证据对麻雀加以定性;要因时因地对麻雀的食性问题开展详尽研究;要并用日常观察、解剖实验、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须在掌握麻雀繁殖特点的情况下进行防害;要注意保护益鸟;等等。

  尽管不少与会人员在此次大会上认为灭雀政策欠妥,甚至会议主持者、时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也表态,希望整理此次会议记录,交给农业部作参考。但作为摩尔根的亲传弟子,此前数年中国遗传学界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已使得遗传学家李汝祺变得分外小心谨慎 (转引自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他对此次麻雀会议如此定性:“我们建议所谓‘缓刑’和修改政府命令是不适当的。”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该会议记录于20世纪90年代由参会者郑作新提供给薛攀皋,薛攀皋新近提供给笔者。)

  在“双百”方针及此次麻雀会议的鼓励下,科研人员进一步积极表达对灭雀运动的关注,有关麻雀食性、繁殖情况的研究成果频现 (苏清实等:《麻雀繁殖情况及其防治办法》,《华中农业科学》1957年第4期;郑作新:《从麻雀整年的食性分析来谈谈它的益害问题》,《动物学杂志》1957年第4期;郑作新等:《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报》1957年第3期;梁启燊等:《长沙附近十种常见雀形目鸟类食性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杂志》1958年第4期。)。郑作新有关麻雀益害的研究最具系统性与代表性。在开展灭雀运动的过程中,他以在河北昌黎地区进行的麻雀食性研究为基础,在专业刊物和大众媒体发表了诸多文章。随着研究的推进,郑作新的部分观点也在不断调整。1956年初,他针对防除雀害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最基本的防除方法是要在春夏麻雀繁殖期中,发动群众,毁掉它们的巢窝,并掏取它们所产的卵或雏鸟等。”( 郑作新:《麻雀与雀害》,《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到了1957年,他就修正了这一观点,并提供了两点依据:其一,在河北昌黎地区的果区与农田、北京近郊的农田所做的麻雀解剖实验结果证明,春夏季节为麻雀的育雏期,在此期间麻雀的食物以昆虫类为主,可不作捕打以利用其吃虫之益处;其二,如若春夏繁殖期内捣毁其巢卵,它还会继续筑巢产卵,还不如任其育雏,等雏鸟稍大但还未起飞离巢时,将其一举消灭 (郑作新:《从麻雀整年的食性分析来谈谈它的益害问题》,《动物学杂志》1957年第4期。)。

  虽对具体观点进行了修正,但郑作新对待麻雀问题的态度在诸多文章中一以贯之,如日常和国外经验已证明麻雀确实危害庄稼,是农业害鸟,但防除雀害并不等于灭除麻雀这一物种;麻雀的食性和繁殖性是个复杂庞大的研究课题,要注意因时因地做全面考察;除雀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益鸟;等等( 如郑作新:《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防除麻雀的方法》,《生物学通报》1955年第12期;《麻雀(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报》1957年第3期;《谈麻雀对农业的益害》,《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3日;《围剿麻雀 保护益鸟》,《生物学通报》1958年第8期;郑作新:《怎样防除麻雀》,财经出版社,1956年;郑作新等:《河北省昌黎果区吃虫鸟类的初步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等。)。

  尽管郑作新对麻雀科研工作的态度前后一致,但他的科研态度与其在灭雀运动中的表现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就郑作新的学术文章来看,他认为不能对麻雀益害问题轻易定性,灭雀行动需谨慎,但更多时候他又积极为灭雀运动“出谋划策”。这种局面与公众媒体的立场预设有关,在向郑作新约稿或刊载其观点时,媒体或许会存在观点取舍或过度诠释的情况。当然,郑作新在处理科研工作与运动形势的关系时,其表现的确具有复杂性,并且在当时的科研群体中普遍存在:他们一方面坚持开展谨慎的麻雀益害问题研究,一方面却也多在集体灭雀行动中表现积极 (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鸟类学家傅桐生因为在该校集体灭雀行动中表现积极,受到在东北师范大学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的批评。傅桐生当时的学生向薛攀皋回忆此事。笔者对薛攀皋的访谈(2),2015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黄庄薛攀皋家中。)。

  这种“不一致性”由科研工作和政治运动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有个别学者因为在麻雀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但在麻雀问题座谈会及其他场合,就麻雀问题发表与之类似甚至更为尖锐意见的研究人员并未因此受到政治冲击,这体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可以如此理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者在更多时候并不会因为具体的科研活动而受到批判,科研活动中采取什么研究方法、使用怎样的工具、持什么具体观点等并不会受太多限制,但在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姿态,却需要他们加以更多考量。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于麻雀问题上。一方面,在灭雀运动期间,有关麻雀益害的科研工作及相关讨论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这些科研成果及科研人员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则提供了一种逻辑,即灭雀运动有科学依据为基础,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的运动,专业知识为运动服务。

  比起中国鸟类学家等科研人员的种种顾忌,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生物学家米赫罗夫更直接地表达了对麻雀问题的态度。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刊载米赫罗夫对麻雀问题的意见,他直言麻雀有益也有害,只有在成群食谷时,消灭才是对的。在东北师范大学担任顾问期间,他也对校内师生集体灭雀表达了不满 (笔者对薛攀皋的访谈(2),2015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黄庄薛攀皋家中。)。
国内科研人员的麻雀研究以及苏联专家在麻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还是对中央决策起了一定作用。1957年9月至10月间,毛泽东对灭雀政策作出修正。修正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对“除四害”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33—652页。)

  尽管相关科研工作促成了政策的调整,但因为紧接着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补充说明实际起到的作用甚微。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推进,灭雀运动于1958年在全国各地达到高潮,北京、山西、四川、上海等地均发动了规模不等的集体灭雀行动。上海市于1958年进行了两次全市灭雀行动:第一次于4月27日至29日开展,其中仅27日上午就灭雀42768只,捣毁雀窝21148个(《剿雀大军初战告捷 上午共灭雀、蛋42768只》,《新民晚报》1958年4月27日。);12月13日、14日两天灭雀598001只,捣毁雀窝135002个(《全市两天突击三天扫荡 共灭麻雀五十九万多只》,《新民晚报》1958年12月19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有可能存在“浮夸”的成分。

  三、为麻雀“翻案”(1959—1960)

  1959年初,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严重虫害,农业歉收。这使得高层领导人和科研工作者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与1958年全国各地大范围开展的灭雀运动之间的关联。1959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征求多方意见,以相关科研成果为基础,形成了有关麻雀问题的调查材料,并以内刊载文和党组书记个人报告等形式,向中央高层汇报科学界对麻雀与虫害问题的看法。

  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高层领导人报送反映科学工作情况的机密刊物《科学简讯》所发表的有关麻雀与虫害关系问题的报告,并送毛泽东阅读(《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的不同看法》,《科学简讯》1959年9月,总第28期。)由薛攀皋提供抄本。。在有关虫害与灭雀关系的问题上,该报告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意见。中科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包括实验生物所所长朱冼以及生理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多认为虫害问题与灭雀运动之间存在关联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朱冼、冯德培、张香桐就麻雀问题发表了意见,之后中国科学院党组专门派人就麻雀问题再次征求三人的意见。参见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他们首先质疑“上海地区依然在城市和林区打麻雀、采取全市集体运动、试图灭光麻雀”的做法,提议用生物方法即鸟类除虫 (“朱冼、冯德培、张香桐三位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问题的意见”“关于麻雀研究工作向中央汇报(草稿)”,《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由薛攀皋提供。)。郑作新则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虫害发生原因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归结为灭雀,灭雀引起了关系网络的变化,城市行道树严重的虫害或许与此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将虫害问题仅归因于此;1959年天气不太热、雨水多、湿润等也会引起虫子大量繁殖。此外,郑作新重申其态度:非农区麻雀可不打,育雏期的麻雀不要捕打。 (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关于麻雀研究工作向中央汇报(草稿)”,《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作为麻雀科研的重要承担人,郑作新表达意见的方式一以贯之,既反映科研情况,又十分注意措辞及分寸,即不直接表达与中央政策相左的意见。

  该报告受到重视,胡乔木让中科院党组再写报告,并把更详尽的资料送达中央。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将中科院有关麻雀问题的研究情况再次上报毛泽东,并附送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该报告反映了大部分科研人员就麻雀问题达成的三点共识:其一,麻雀的益害问题极其复杂,国内外科学家并未达成统一意见,麻雀的益害因时因地会有差异,如城市、林区、果区和农作物区情况各不同,不同季节也不同,谷物收获季节为害最甚;其二,要灭雀害,而非消灭麻雀这一物种;其三,修改后的农业发展纲要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是合适的,但有的城市并未很好地执行这个规定。在报告最后,张劲夫承诺会加紧部署并召集全国有关科学家开展讨论,以收集更丰富的研究成果,到时再形成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报告给中央。(“张劲夫同志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张劲夫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资料之后,作出批示,将其作为阅读材料散发给紧接着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关于粮食减产以及各地出现的饥荒,党内外已经出现了质疑“大跃进”政策的舆论。此时,这份既承认部分政策失误又呈现虫害、粮食减产可能与天气变化等更为复杂的因素相关的资料,或许恰逢其时地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既扭转具体错误,又不至于使“大跃进”的决策受到全盘否定。

  由于麻雀问题再次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底至1960年初,中科院接连召集数次防除麻雀工作座谈会。1959年12月29日,第一次防除麻雀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重点讨论了虫害与灭雀运动的关系。部分与会者认为灭雀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然界的平衡,因而虫多与灭雀有很大关系。对此,郑作新、钱燕文等借用毛泽东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要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平衡论”予以回应,认为一种旧的平衡被破坏后,可以产生新的平衡,灭雀之后应招引更多的益鸟,来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次会议再次明确了麻雀科研工作的性质,即“不与中央政策上的文字和语气直接抵触”,但“意见还是可以提”。(“1959年12月29日会议记录(李永新记录)”“麻雀研究组发言记录本”(1959年12月29日—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6。)毛泽东在1957年底所作的“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补充说明,恰为研究者发表意见、反映情况提供了空间。

  1960年1月9日,围绕防除麻雀工作的第二次会议在中科院生物学部召开,宣布将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全国各地各相关科研机构相互交流麻雀研究成果(“第二次防除麻雀工作会议纪要”(1960年1月9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1。)。1月16日,在第三次麻雀工作座谈会上,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矫非作总结发言,向各单位与会人员透露了中央的态度,说明麻雀研究工作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但对外不提及中央。3月4日,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主持召开“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会,并汇报工作进展。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进一步向与会人员转达中央指示,“有不同意见,就要有科学的理由来说清这个问题”。童第周一再透露中央对麻雀问题的重视,并建议与会人员向各自单位传达麻雀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宣布4月初将召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 (“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会议记录”(1960年3月4日)、“麻雀研究组发言记录本”(1959年12月29日—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6。)

  事实上,在4月全国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麻雀的命运已经改变。1959年底1960年初,在中央的指导下,中科院组织开展一系列麻雀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的成立等情况,与其说是为了收集麻雀问题的相关科学依据,不如说是为了通过与会人员向全国各科研单位通通气,透露国家领导人对麻雀问题的重视以及转变态度的迹象,以使科学界为之后的政策调整有所准备。

  1960年3月15日,在铁路专列上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4项问题供讨论,其中第11项为除四害问题。他提出:“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虫代替,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次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这两年有些放松的工作要重视起来,爱国卫生运动要重新发动,并要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这三年内作出显著成绩。他还特别提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44、345页。 )

  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谭震林肯定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取得的成绩,就麻雀问题作出如此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10日下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第27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日报》1960年4月12日。)

  灭雀政策的终止可归因于最高领导层基于现实情况,接受并采纳了相关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当然,关于此次改弦更张的公开说明又同时顾及了此前推行的中央政策的合理性。

  四、灭雀运动结束后的麻雀科研

  既然灭雀政策已被调整,灭雀运动也随之戛然而止,麻雀科研工作是否还有继续开展的必要呢?在麻雀的命运因中央政策调整而改变的次日,全国麻雀研究工作会议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召开,此次会议的首要任务便是明确灭雀运动结束后继续开展麻雀科研的意义。

  会议从1960年4月11日持续至13日,来自全国各地24个单位的39名与会者围绕“既然已经不消灭麻雀,还研究它的意义”纷纷发表意见。关于麻雀研究的新转向,科研群体逐渐达成共识:政策已修改,但继续推进麻雀研究工作,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重大问题,也可以攀登科学高峰;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的麻雀研究不结合国计民生,而中国的麻雀研究则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若将麻雀研究进一步做深做透,则有望在国际科研舞台上获得重要地位(“全国麻雀研究工作会议纪要”(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3。)。在明确继续开展麻雀科研之地位的基础上,围绕麻雀科研工作的新转向问题,与会者进一步展开讨论。郑作新在作有关麻雀的分类、分布及生态问题的报告时,特别强调了麻雀研究之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所表达的关于在关系网络中考察麻雀益害问题的生态学研究思路,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回应,并纷纷提供相关科研经验。

  既然明确了继续开展麻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会议结束后,参会者即向所在单位传达意见,布置各单位的麻雀科研工作。在灭雀运动结束后的1960年,围绕麻雀的食性、麻雀的生态学、麻雀与农作物关系、麻雀与昆虫的关系等问题,各地仍在密集地开展研究。1961年1月10日,麻雀研究协调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相关科研单位总结1960年的麻雀研究工作(“麻雀研究协调小组关于春节前后开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的通知”(1961年1月10日)、“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发文登记簿”(1960年1月—1961年11月),《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7。)。此后数月间,麻雀问题座谈会接连召开。以全国各科研单位提供的研究资料为基础,麻雀协调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份关于1960年麻雀工作的总结报告,对麻雀食性的复杂性作出说明 (“1960年麻雀工作总结报告”(1961年9月21日),《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3。)。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重点开始有所调整。在麻雀食性研究之外,麻雀的繁殖习性、季节性种群动态、雏鸟生长、麻雀雏体上的寄生虫等成为重要研究内容。此类研究重点关注“种群”以及“关系网络”,即重点揭示麻雀种群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生态环境中生存的方方面面以及麻雀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种种关系,麻雀生态学的学理特征日渐清晰。1961年1月31日上午,在中科院动物所所务扩大会议上,郑作新建议将对麻雀的调查研究改为“麻雀生态学研究”,该建议被采纳( “所务扩大会议记录”(1961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工作日记所务会议记录”,《动物研究所一九六○年所务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31。)。

  由郑作新明确提出、全国各地麻雀科研人员开展的“麻雀生态学”作为一项研究类别,在灭雀运动结束之后雏形初现,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科研人员在协调政治任务与学科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学术突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在研究任务与生产任务同样繁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调配研究力量,成为相关科研单位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中科院动物所研究人员在1959年下半年,集中讨论了区系调查组和鸟兽害防治组的分工问题。以郑作新为代表的科研人员,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可以通过摸清生态、生活史来防除麻雀,即以生态学研究统筹“鸟类区系调查”和“有害鸟类防除”具备学理上的可行性(“所务会议记录”(1959年11月20日)、“所务会议记录(一)”(1959年1月23日—1959年10月13日),《动物研究所一九五九年所务会议记录(两册)》,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09。)。50年代后半期密集开展的麻雀科研工作恰好为这样的统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在灭雀运动结束之后,科研领域面临如何重新定位麻雀科研工作的问题,为“麻雀生态学”概念的明确提出提供了机遇 (实际上,当郑作新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求学时,美国学界有关麻雀的研究就多以“麻雀生态学”为研究路径,并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成果。鸟类研究者A.Marguerite Baumgartner为重要代表,他的研究内容包括麻雀幼鸟的成长、树麻雀的季节性变化、天敌以及存活率、分布、筑巢习惯等。比如“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Young Tree Sparrows at Churchill”, Manitoba.Bird-Banding, Vol.9, No.2(Apr., 1938), pp.69-79;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e Tree Sparrow”, The Auk, Vol.55, No.4(Oct., 1938), pp.603-613; “Food and Feeding Habits of the Tree Sparrow”, The Wilson Bulletin, Vol.49, No.2(Jun., 1937), pp.65-80; “Enemies and Survival Ratio of the tree Sparrow”, Bird-Banding, Vol.8, No.2(Apr., 1937), pp.45-52; “Experiments in Feather Marking Eastern Tree Sparrows for Territory Studies”, Bird-Banding, Vol.9, No.3(Jul., 1938), pp.124-135; “Distribution of the American Tree Sparrow”, The Wilson Bulletin, Vol.51, No.3(Sep., 1939), pp.137-149; “Nesting Habits of the Tree Sparrow at Churchill, Manitoba”, Bird-Banding, Vol.8, No.3(Jul., 1937), pp.99-108; “Hawks and Owls in Oklahoma 1939-1942: Food Habits and Population Changes”, The Wilson Bulletin, Vol.56, No.4(Dec., 1944), pp.209-215。尽管在中国灭雀运动开展期间,中国鸟类学家并未提及上述研究成果。但曾于美国求学的郑作新等鸟类学家的研究路径,难免受到以往学术训练的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试图从以往的知识储备中探求现时科研难题的解决之道。)。因麻雀研究涉及生态学的中心问题,而生态学又是当时国际上相关研究的重点,中国有望借助麻雀生态学研究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直至今时,麻雀生态学研究仍然是麻雀科研的重要内容。麻雀科研密集开展的五六十年代,亦被认为是中国鸟类生态学萌芽的重要时期,在鸟类学发展史上占据特殊位置 (郑光美:《我国鸟类生态学的回顾与展望》,《动物学杂志》1981年第1期;丁平:《中国鸟类生态学的发展与现状》,《动物学杂志》2002年第3期。)。

  五、小结

  经以上梳理可见,在灭雀运动期间,鸟类学家郑作新等进行的麻雀科研工作与相关政策更多地呈现一种“合作”关系。与同时期的农业“大跃进”情况类似,在运动推行的过程中,部分科学家同中央高层的政策决策者往往“劲往一处使”。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科学是推动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多时候,为政策推行提供依据的科学被具化为应用技术、数据分析、显微镜、图表等研究工具和路径。它们是客观的,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即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研究者往往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政策决策者及运动执行者而言,鸟类学家提供关于麻雀大量食用粮食的数据、图表材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麻雀的危害已被数据所证明,以此来减少群众运动的阻力。科研群体与政策决策者达成“默契”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科学对政治的妥协。科研群体之所以能够“意会”决策者的用意,虽然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以及保障科研工作的稳妥发展,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双方在两点核心诉求上达成了共识,即既要维护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信心,以巩固新生政权,又要迅速发展生产,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

  鸟类学家郑作新等往往既要响应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又需兼顾科研领域的既定学术规范,进而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害。从“鸟类区系调查”“有害鸟类防除”相关科研工作的推进到“麻雀生态学”概念的明确提出,均是这些权衡活动所取得的重要学理性成果。这些活动与国家政策之间构成了种种或公开或隐性的关系,并使得毛泽东时代的麻雀科研最终达成了三方面的结果,既促成了政策的调整,又使鸟类学获得发展,且维护了高层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合法性。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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