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8年05月29日 作者:万京华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字体颜色: 字号:[ ]
博古与新华社

  在革命战争年代,博古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一直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他不仅是党内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而且是一位真抓实干的宣传家,曾参与和领导很多宣传方面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1941年到1946年间,他在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同时,还兼任新华社社长,并领导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的工作,成为当时党中央新闻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新华社业务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后来肩负起党的新闻宣传的主要职责和建设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

  博古与新华社的历史渊源要从红中社时期谈起。红中社是新华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其全称为红色中华通讯社。它与同年12月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是一个组织机构,一班人马,两块牌子。

  1933年初,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临时中央到达瑞金。他先后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文章及政论、时评等,并对新闻工作有过专门的论述。如1933年8月10日发表于《红色中华》报上的《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等。此外,他对红中社的业务工作也非常关心。据当年曾在红中社新闻电台工作的岳夏回忆,他到红中社去送电讯稿时,经常在那里见到博古同志。

  红军长征途中,红中社广播停止了,但红军电台的抄报工作没有中断。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红色中华》报恢复出版,红中社业务也同时恢复。通讯社与报社仍合在一起。

  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一二?九”运动后不久,博古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就白区学生反日斗争问题对红中社记者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生示威游行的爱国行动,号召全国学生和人民大众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博古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红中社也在他的分管范围之内。12月,在博古主持下召开了红中社工作会议,确定了人员分工;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讯,翻译全部外电;向仲华负责国内报道,每天发2000字的电讯,同时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李柱南负责中文译电。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为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扩大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不久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称新华社西安分社)成立。博古曾到新华社西安分社和工作人员谈话,要求西安分社要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宣传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政策,要求他们向西安各报社、各社会团体印发红中社的新闻和党的文告、宣言,进一步扩大宣传舆论的影响。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博古兼任社长。

  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博古离开延安,先后参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再度担任新华社社长

  博古对新华社工作的具体领导,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6年他第二次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新华社社长。

  1941年5月,在创办大型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同时,党中央还决定,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统归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参加报社编委会工作。

  此时,新华社的发展已有了一定规模,世界上一些重要通讯社的电讯,基本上都可以抄收下来。同时,国内文字广播的数量也有了增加,内容的针对性和指导性都得到了加强,通讯员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1940年底,新华社试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口语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着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新华社也逐步在部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采通业务得到进一步扩大。可是,与当时中央对宣传工作的要求相比,新华社无论从机构规模还是报道内容等方面都亟待加强。

  根据中央的决定,新华社由杨家岭迁至清凉山,与解放日报社合在一起。新华社机构设广播科和翻译科,原通讯科及其人员并入解放日报社采通科。记者既是报社记者,也是新华社记者。两社行政后勤机构也是统一的。11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社长由博古兼任,副社长由吴文焘担任,并主持日常工作。

  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的业务各自独立又流水般地连在一起,一方面《解放日报》刊载了大量新华社抄收的电讯,另一方面《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很多重要文章,都由新华社对外广播。博古作为这两个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身上肩负着很重的责任。毛泽东对报纸广播的重要意见和指示都是由博古亲自贯彻落实的。如毛泽东在1943年9月11日给博古的信中谈到要《解放日报》刊登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一文,指出“并发广播”。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又谈到《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并写道“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提到《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写道“谅已广播了”;提到《民主同盟宣言》时指出“请予发表,广播”。这几处的“广播”都是指新华社广播。类似这样的指示还有很多。

  这一时期《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对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新闻单位,但实际上报与社是一家。开始《解放日报》的规模和组织机构要相对大些,随着新华社事业的不断拓展,至抗战胜利以后,报与社的关系上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华社在党的新闻宣传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对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贡献

  博古对新华社业务很关心,经常与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一起交流、探讨工作上的问题,对很多工作都有具体细致的指导。每天博古都要对新华社准备播发的新闻稿进行最后的审定,还通过新华社电讯了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为撰写社论、评论等积累素材。在他的领导下,新华社在业务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

  为进一步改变国内各根据地宣传上的分散状态,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及抗日形势的发展,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指出:“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

  博古对统一广播的工作非常重视,提出新华社应建立自己的通报台,并加强对分社的业务联系和指导。经过积极筹建,新华社总社通报台于1941年7月建成。任务是负责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补漏纠错,并向分社发布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最初通报台只有1个,通报用的机器是15瓦的小型发报机和手摇马达。通报台的建立为加强总社与分社的联系,建立统一的发稿网络奠定了基础。1942年上半年,新华社基本统一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到1945年,总社与分社联络的通报台已发展到4个。

  对外英文文字广播的创建和对外宣传报道的加强

  1944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新形势,更好地对外介绍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党中央指示新华社创建英文文字广播。

  此前,中宣部曾于1941年出版发行过对外新闻刊物《中国通讯》,用英、俄、法等文字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革命和解放区的一些情况。这份刊物后由新华社接办,共出版了10期。另外,新华社所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曾从1941年12月3日起开办日语广播节目,主要以侵华日军为广播对象,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阐明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等,后来由于技术原因而停播。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的开播,为中国人民对外宣传事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可靠的窗口和途径。

  从1944年5月开始,在英国友人林迈可的帮助下,军委三局的同志经过多次研究和试验,进行了发报设备改装和架设天线等工作。两个多月后,周恩来1940年从莫斯科带回、最早曾用于新华社口语广播的那部已破损的发射机被修好了,定向美国旧金山的天线也架起来了。9月1日,在经过20多天的试播后,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正式开播。新华社英文广播部主任由当时的副社长吴文焘兼任,重要稿件送社长博古审定,编辑有沈建图和陈庶。年底,林迈可被聘为英文广播部顾问,负责英文改稿。英文广播创建初期,每天广播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英文广播部主要编发每日新闻,还出版重要文件的翻译本,如国共谈判的文件、毛泽东的讲演稿等。

  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的对外广播及英文广播部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早期的新华社英文广播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他们收听延安的广播比收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还要好。英国报纸上有时刊登中国的消息,就是通过收听延安广播得到的。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反映,通过定向天线发出的新闻,在美国西部可以收到,通过那里的报纸、刊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抗日的消息开始在美国、欧洲传播。另有消息说,地处与美国相反方向的印度加尔各答,也能收听到新华社的新闻。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正式恢复播音

  新华社曾于1940年底开办口语广播,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的广播冲破“新闻封锁”,不断把全国军民抗战的消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传送到各地。通过延安台的广播,很多人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了解,当时有不少青年就是从延安广播中受到教育,毅然走上抗日斗争的征途。但由于延安台当时设备简陋、发射功率小、机器又经常出故障,所以一直时播时停。1943年3月,不得不停止播音。

  在抗日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为了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当局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恢复延安台的广播。1945年8月中旬,经过军委三局九分队同志的日夜奋战,延安台终于又发出了革命的声音。延安台在试播期间反复播出了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几次紧急命令及我军不断收复失地的消息,同时还针对国民党当局诬蔑我军收复失地是所谓“唐突和非法之行动”等谬论,及时广播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的发生。9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每天中午、晚上各播音一次,一次一小时,播送节目有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时评及名人讲演等,还有记录新闻,供各地抄收。延安台恢复播音后,广播稿件仍由新华社供给。博古每天在审阅新华社文字广播稿件的同时,还要对全部口播稿件进行最后的审定工作。

  初步形成一个遍布各根据地的新闻通讯网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华社地方分社也开始在各地建立起来。各地分社的发展,使新华社的采访通讯业务逐步扩展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华社遍布各根据地的通讯发稿网络的建立,也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交流延安与各根据地间信息,充分反映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那时,新华社地方分社基本都是与当地党报合在一起的,组织上往往附属于报社,业务上与延安新华总社发生关系,一些规模较大的分社后来发展为总分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地方分社,主要工作是负责向报纸提供新华总社发出的国内外新闻电讯,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反映根据地建设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情况,还负责发展通讯员等工作。新华分社的记者同时也是地方党报的记者,分社社长常由地方党报的社长或总编辑兼任。

  按照博古的意见,1942年以后,总社为加强对分社的业务联系和指导,陆续开展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向分社发有关新闻业务的指导性材料;二、针对不同时期和情况,不定期向分社索取指定的汇报性材料;三、针对分社来稿情况,每月或两三个月给分社以指示;四、依照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机构,改进内部管理教育。当时总社发给分社的一些重要业务电也都是经由博古审定的。

  在总社的不断指导和支持下,各地新华分社的业务发展很快,在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加强。至抗日战争胜利后,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设在延安窑洞里的新华总社就是整个通讯网络的神经中枢,分布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是其躯干和脉络,而广大农村的各个通讯小组则是其基石。在这个通讯网中,除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采编人员外,还活跃着一支由近3万名通讯员组成的业余通讯大军,来自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新华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分割的情况下,新华分社为各根据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报告工作以及与其他地区交流经验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新华社系统反映上来的情况和信息,对中央及时了解下情并实现对各地的领导,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对战争年代建设现代通讯社的思考

  在深入思考党报改革模式和道路的同时,博古也在思考如何在战争年代建设现代通讯社的问题。他认为,建设真正的现代通讯社应建立完备的发稿系统和通讯网络,技术支持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制和组织建设,如总社应加强对分社的联系和指导等。

  1942年5月29日,《解放日报》、新华社编委会专门开会讨论新华社的业务工作,博古在大家发言后指出:新华社工作有了改进,人员安心工作,建立了校对制度。但是作为真正的通讯社,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发稿系统和通讯网,指导分社也不够。现在应当向正规方面努力,要统一指导敌后各分社工作。新华社发出指示要与我们接头;利用通报台与山东、晋西北、冀中、晋察冀等分社联系;广播科应认真研究各分社发来的电报。吴文焘要负责建立对外通讯网,加强指导分社工作,不必亲自去搞校对,要把秘书工作建立起来,电台尽量收集材料,巩固工作人员情绪,使他们安心工作,提高他们的能力。广播科工作值得研究,主要对象还是供给敌后,我们的广播要有充实的政治内容,文字与口语要严格划分。

  10月26日,博古又在编委会上指出,新华社在对外宣传上比《解放日报》还要广,它对党的宣传指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党办通讯社是从延安开始新的创业的。不久前才正式统一了广播,由总社统一领导,这是通讯社的一大进步,是通讯社的雏形。因此也加重了我们的责任。今后要提高质量,使内容生动精确。今后新华社的作用及影响,在传达党中央的意志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目前的任务是:一、真正管理好各分社,了解分社状况。二、指导分社工作。三、广播出去。目前广播的内容冗长,没有改写,要精练,要有选择。技术上要改进。四、电务科尽量多收电讯,提高工作情绪。五、翻译部要提高质量,工作效率太低的可以精简,要增加业务学习。

  这两次编委会都是集中探讨新华社工作的,博古在会上的发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对新华社业务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新华社在抓总社各项业务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对各地分社的指导和联系,至抗战胜利后,以总分社、分社为基础的解放区通讯网已初步形成,新华社的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各个解放区,在新闻宣传方面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对通讯社其他业务工作的开展,博古也有具体的建议。1945年9月,由于技术原因中断两年多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红色电波再次冲破敌人的封锁,将党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10月8日,编委会在讨论广播问题时,博古指出,广播的听众基本是城市市民,对我们了解不多,因此要从ABC讲起,内容是国内外的要闻。解放区新闻的播音时间要长一些,时评要分我们的和转别人的。目前要搞“三三制”,中共对外的态度,对工人、对技术人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八路军介绍等。星期二、五作为政策广播时间,还可以搞一些广播剧。另外,要马上做几件事:1.要给中央拟一个决定;2.给各分社发一个电报;3.给各机关发一个通知;4.四版上登载延安广播台介绍。在10月22日的编委会上,博古又提出:口语广播要活泼,可以一问一答,不要太枯燥,要口语化。从广播对象到宣传内容、风格,博古都在简短的发言中做出了明确的分析和阐述,可见他对新华社工作的许多问题都是做过认真思考的。

  1946年初,中央决定派博古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2月10日,博古在编委会上对他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后报社、新华社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报纸与新华社目前处于过渡阶段,只能维持现状,但要准备将来成为全国的报纸和通讯社。成为全国的通讯社,这是博古当时对新华社提出的新的、也是最后的要求。历史很快验证了博古的预言。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新华社在党的新闻宣传中起到的作用大大增强,逐渐成为当时党中央对国内外进行舆论宣传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事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家通讯社。

  模范的新闻工作者

  博古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职务,虽然工作相当繁忙,对新华社的领导都是兼顾,但他的领导风范给新华社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博学多才,工作勤奋,为人平和谦逊,勇于承担责任,改正错误,很多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老同志对他十分敬仰和怀念。

  1941年11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后,博古把时任《解放日报》编辑的吴文焘叫到他的窑洞中,告诉他中央决定向仲华同志调离新华社,社长由自己兼任,副社长由吴文焘担任,并由吴文焘主持新华社日常工作。博古察觉到吴文焘有畏难情绪,便鼓励他下决心克服困难,和同志们一起,努力使新华社成为解放区的新闻总汇,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后来的共同工作中,博古的领导才能给吴文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工作中,博古体现了严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他一再亲临新闻台去掌握情况。毛泽东的名篇《红军的伟大胜利》,就是根据新华社编译的有关战况的电讯写成的,而为他直接提供这些资料的正是博古。实际上博古每天都要听吴文焘汇报当日收下的重要新闻,并向中央反映。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办报、办通讯社,就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做到在政治上对党和人民负责。

  博古对别人的劳动非常尊重。按照博古的意见,从1942年起,新华社要求各分社定期进行工作总结,总社也对他们的报道工作及时提出要求和改进意见。在一份给分社的意见书上,吴文焘在下款署了“总社博古”四个字,博古审阅后把稿子退回时,却把下款的“古”字改为“吴”字。他对吴文焘解释说:“里面主要是你们的劳动,由两个人署名,也表示要共同负责的意思,以后就那么办好了。”

  当工作上出了差错,博古首先归咎于自己。1943年初,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向博古传达说:《解放日报》发表过的10多篇对敌后根据地生产建设有指导意义的文章通讯,新华社没有加以广播是错误的,应该早日补发出去。对此,吴文焘写了一篇检查,交博古阅后转中央办公厅。博古仔细看了一遍,抽出笔来在后面批了“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几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2年2月,陈克寒被任命为延安《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负责新华社工作,8月被正式任命为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在和博古相处的过程中,陈克寒深感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表现都很好。尤为突出的是博古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工作认真,思路清晰,笔锋犀利,写东西很快,《解放日报》上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很多都出自他手。

  据任丰平回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各地解放军向敌占区大举进军时,博古亲自制作了一套卡片,把各地进军的日期、地点、战果、战局的变化发展等都简要地做了注解,以便在写文章、评论或修改稿件时查对参考。他还不止一次地强调:干部不但要精通业务,而且要加强在政治上的进步和修养。在紧张的工作之外,博古还和同志们广泛接触,当时的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友爱、团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上级与下级之间,彼此关系很近。1944年,新华社开展模范工作者运动,在出第一期墙报时,请博古给墙报题词,他很快就写出来了,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业务,帮助同志,联系同志,做一个模范的新闻工作者。

  194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博古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参加宪草审议工作,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3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年仅39岁。博古等同志遇难后,延安各界和重庆中共代表团分别举行了悼念活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纷纷发表题词或文章,悼念牺牲的战友,表达怀念之情。《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艾思奇、新华社副社长陈克寒等合写了《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他们在悼文中写道:“对于我们从事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的认真负责,坚决机敏,勇于进取,精通业务,好学不倦的作风以及指挥若定,谈笑风生的风姿,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们的最杰出的导师和模范。”

  原载:《党史博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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