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新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践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关键，是科学判明发展形势、正确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前提，是确定工作中心和基本任务的客观基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90多年来，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们活动的原动力。“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9页。）。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上，都普遍存在。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承认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普遍性，但并不是说它们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是唯一的矛盾，也并非一定是主要矛盾。只有当这对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社会矛盾与问题，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源时，它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是先进政党的历史责任，也是政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刻把握我国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创造性地回答了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三个基本问题，推进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第一，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正确解决新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运动贯穿整个社会发展。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互分离而导致劳动异化，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是社会前进发展的首要任务，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取代了“需要”和“生产”的矛盾运动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党对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矛盾作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成立初期就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半民主”“半封建”的概念1922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同年，他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1924年9月，蔡和森在《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一文中就使用了“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对近代以来我国社会性质开始有了初步认识。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基于此，宣言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继党的一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后，制定出的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是切实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行动纲领。

　　对于新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规律，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已经有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我们党认为，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国内部各阶级，除去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我们国家的民族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就凸显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我国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我们党强调，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面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页。）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1页。）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和认识，为正确的抗日战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夕，如何认识和把握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页。）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之后，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文件上批示，再次强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2.1—1952.12）》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我们党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中还存在不存在矛盾，这是很长一个时期内被回避的问题。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斯大林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苏联肃反扩大化，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苏共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一年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把它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在我国，当时许多人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面临种种实际存在社会矛盾时显得缩手缩脚，无所适从。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不存在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这不对，不是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否则，社会发展就将停止。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相适应的，所以这一矛盾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调整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解决，也是其他矛盾解决的根本。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开辟了道路。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探索，始于党的八大。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整个分析，重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明确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八大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并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志曾表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中国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就是八大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然而，众所周知，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巩固地坚持下来，这其中有理论认识的分歧，更有对国内外形势发展过度严重的分析而产生的偏差。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出现分歧，首先是对其中的一个论断的争议。这个论断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而八大的论段给人的感觉似乎我国的生产关系是离开生产力的客观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们可以离开生产力的要求，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客观地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我国社会大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基础上的，是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建立起来的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内容、把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都认为是与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客观地说，这些生产关系不仅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相反它们或是超越阶段的或是落后时代的生产关系。然而，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争议，动摇了坚持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认识的基础。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有人怀疑或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情况的出现，使得我们党对当时社会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作出了与八大完全相反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践表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这个新判断，为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怎样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探索实践中，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认识成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确立生产力标准的核心地位作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突破点。邓小平同志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页。）同时他强调:阐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下，不确立生产力的核心地位，不从生产力出发，寻求与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撇开生产力，人为地推动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违背规律，必然会严重损害社会生产的发展。“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137页。）这也就是说，必须把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聚焦点去理解和认识我国社会矛盾，进而确定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

　　确立生产力的核心地位，是科学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的突破，恰恰体现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因此，要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和科学阐释，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党面临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牢牢把握生产力这个核心，明确强调，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一致的、内在统一的。他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探索成果，首先体现在了党的十一届六中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9页。）之后，在党的十五大上，我们党再次重申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强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提供重要保障。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实践探索新突破

　　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算起，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至今已经30多年了。我们党的基本判断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时代，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了新的特点。把握新的形势变化和特点，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十九大的这个新判断，是我们党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党的十九大的新判断是建立在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供求和需要两个方面科学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的。从社会生产看，党的十九大深刻指出，经过不断发展，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社会需要看，党的十九大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而从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看，量的增强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质的提升是更重要的关键。

　　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总是相伴生长的。我们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推进实践探索的创造性展开，形成了一系列新认识，确立了一系列新原则，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第一，确立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立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8日），第1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变化，这是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根本目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国家，要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真正让人民满意的政绩。党把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根本动力，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不断激发人民的创造热情，鼓励创新、鼓励创造、宽容失败，为激发人民创造精神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伟力和智慧发掘出来，从而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把人民共享作为根本价值追求，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保底线抓重点为手段，以完善制度为基础，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底线，增加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供给。按照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全覆盖的原则，强化政府职责，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确保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切实缩小收入差距，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构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保障。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需要科学的战略引领和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并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我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战略保障。“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刻揭示，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只有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才能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只有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方面都突出强调“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在覆盖的人群、地域、领域都是全面的，是没有“掉队者”的小康;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在坚持系统思维，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进行统筹配合;全面依法治国，体现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在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提出一系列严格管理干部、完善制度法规的全方位、高标准管党治党举措。“四个全面”之间又有机联系、相互贯通，以全面建成小康凝聚力量，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依法治国规范秩序，以党的建设提供保证。四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有机统一的战略统筹，共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形成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特点，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收入公平和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以及通过更加科学的国家治理来促进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更加充分地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之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总目标、总抓手，就能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要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这就需要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就需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第四，营造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大格局和外部环境。实践表明，国内主要矛盾的解决，离不开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世界纷繁复杂，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休戚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矛盾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其核心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内涵就是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追求的目标是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美好未来迈进，不断朝着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解决国内主要矛盾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迈进。

　　第五，明确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领导力量。解决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党委立足大局，集中主要精力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有效实施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和全面落实。与此同时，各级党委统筹协调和处理与人大、政府、政协等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统筹安排经济、组织、宣传、纪检、统战、政法等几个方面的工作，使各个方面都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奋斗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强调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揭示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规律特征，也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方法和途径。这个方法和途径的本质要求就是各级党委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水平，始终站在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科学、长远规划，不断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信息发布制度。要求各级党委始终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支持政协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努力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通盘考虑，合理划分工作层次、工作重点、工作职责，构建各方负责、分类实施的推进机制，把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把各方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群策群力共同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贡献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启示

　　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经历挫折的教训。然而不论经验和教训，都是丰富的滋养，都推动着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提高在实践基础上适应和驾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能力和水平。这个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把认识主要矛盾和解决根本任务、承担重要使命结合起来，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工作。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工作，推动事物发展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不充分到充分，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他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从根本上说，我们之所以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目的是通过确立社会主要矛盾来明确前进方向、确定主要任务、寻找发展动力，从而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八大在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提炼，形成了新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指引和理论支撑。坚持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在诸多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并自觉围绕主要矛盾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是我们党能够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赢得胜利、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重要经验。

　　第二，准确认识和处理主次矛盾关系，兼顾各方形成共识。习近平同志指出，治国理政要坚持“两点论”，分析问题要一分为二。两点论，即在分析解决问题时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次要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由多个矛盾构成的，不同矛盾之间有主要次要之分，次要矛盾受主要矛盾的支配和规定，但次要矛盾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可以制约和影响主要矛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分析和解决、处理矛盾问题时，我们党始终强调，既要看到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重点论，善于抓住重点；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实践表明，掌握这种认识方法十分重要。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幅员广阔，社会情况千差万别，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各种矛盾产生和存在的范围、条件与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客观上决定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主次矛盾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展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各项工作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把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有机衔接起来，把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只有把解决主要矛盾和解决次要矛盾有机结合起来，兼顾各方，不断形成共识，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第三，敏锐把握矛盾的变与不变，主动引领新的历史发展进程。社会矛盾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很多情况下由于原有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或者新的矛盾突出呈现出来，取代了原有的主要矛盾，而取得支配地位，矛盾的发展状况必然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用发展的观点，动态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切实把握其阶段性特征，主动迎接新阶段的到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就充分体现了驾驭和适应主要矛盾转化的主动性、体现了迎接新形势到来的自觉性。党的十九大在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判断是建立在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供给”和“需求”深刻分析和准确预见的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清晰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递进性特点和阶段性特征。十九大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十九大在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党和国家能够以一种更加从容和自信的姿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四，根据历史方位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保证党的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体现了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社会主要矛盾是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内含的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突出表现。因此，从历史方位出发，是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阐述始终交织着对我国社会历史方位的清楚认识。八大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92页。）

　　这个“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准确认识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八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并且对这个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内容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同样，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阐述和概括，也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十九大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巨变和历史性成就，强调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十九大在分析和阐发新的历史方位的时候，既强调了在这个历史方位中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也指出还存在的不足，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这些问题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都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个结论就呼之欲出了。准确判断历史方位，就是在迅速变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准确把握在特定历史节点上事物发展的特征和状况，准确把握自身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位置，通过分析当前的历史节点在整体历史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科学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特征和内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