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曾经的理想是当外交官，觉得那很风光、很不错；可是因缘际会，或者说阴错阳差，他并没当成外交官，却写起了武侠小说，成了武侠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于是当代中国就少了一个外交家，多了一个“金大侠”。

　　遥想当年，金庸是很想从政的，特别是当外交官。金庸自己后来说：“年轻的时候当然希望到外国去，看看外国小说写的是不是实际情况。当时能够到外国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外交官，因为以个人名义出去是不大可能的，留学也很难。所以我当外交官不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而是游历的动机，就想去开开眼界，看看全世界的情况。”

　　因此抗战后期的1944年，金庸中学毕业后，曾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但因对国民党当局控制学生自由不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后又转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

　　1948年，金庸在数千人参加的《大公报》招聘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该报做编辑和翻译。不久该报香港版复刊，他随即南下到了香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金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国际法论文，引起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法权威梅汝璈的赏识。

　　金庸回忆说：“梅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就找我来跟我谈。他说人民政府请他去当外交部的顾问，他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但是第二年到了北京以后，外交部的首长很诚恳地跟我谈了话，说以我这样的身份和性格，是不适合在外交部发展的。”

　　所谓“外交部的首长”，其实就是时任副部长乔冠华了。他对金庸说：“你要想来外交部工作，就得先去人民大学外交系进修一段时间。”因为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是全国高校里唯一的外交系，后来才独立出来，而成为外交学院。

　　金庸回到住处认真想了想，觉得首长说得句句在理：“我不大愿意受人管束，自由惯了，而外交工作是非常严谨的。”

　　其实，金庸一直是红色系统出身，自1948年考入《大公报》当记者开始，金庸就是报社“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长。

　　1950年代，国民党撤退台湾，在香港的一批国有飞机谁属引发争议，金庸挺身而出，为新中国秉笔直书，援引国际法侃侃而谈，并最终为大陆争得了这批飞机的所有权，这份大礼让周恩来对他青眼有加，盛邀他到外交部上班。

　　金庸最终都没有成为外交官，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收拾行李时，《大公报》的同事到访，问：“你相信大陆吗？”使得金庸最终没有成行；二是他到新中国的外交部转了一圈，发现这个职位与自己想象中的外交家严重不符，于是仍然选择回香港报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