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主力红军开始长征，还留下了一部分部队在根据地坚持。虽然留守部队没有经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但是却要面对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优势之敌的反复清剿，战局的险恶丝毫不比长征的主力逊色，他们同样历经艰险困苦，最终坚持了下来生存了下来。

 

图1：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丝毫不比长征逊色

　　迷惑了对手一个月

　　1934年10月，临时中央在准备长征的同时，也考虑了在苏区留守坚持斗争的问题。为此先后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党政军统帅机关。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谭秋、贺昌等同志组成，项英任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中央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下辖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赣南军区、闽浙赣军区。

 

图2：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成为留守红军的最高首长

　　给予留守部队的命令是在苏区坚持一到两年，等待中央红军转战回来。当然这只是博古李德等人的一厢情愿。为此留下了大约5万红军，但其中大约有3万是伤员，而且很多是根本无法行动的重伤员，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红24师和15个独立团共约1.6万人，就是这1.6万人战斗部队也只有5000支枪，还有1万人基本只有大刀和梭镖，实际战斗力很弱。

　　中央机关随主力撤离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都被保留下来。为了迷惑敌人，没有对外公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各部门、各机关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的工作。《红色中华》报仍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然是扩大红军、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

　　红军主力部队从各防线撤离时，由红24师、15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接替防务，在北、东、西三路，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战。几十万“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红军主力已经撤离。留守部队就这样为主力红军集结、休整、补充赢得了时间，为主力红军的突围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正是由于留守的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成功地迷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十多天，国民党军一直以为中央党党政军机关和红军主力还在苏区，始终没敢贸然进犯，依旧是小心翼翼地缓步推进。直到10月下旬，北路国民党军占领宁都县城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西进。到11月中旬，才彻底弄清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此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已经整整一个月。

　　但是面对国民党军20余万正规军的“围剿”，红军留守部队兵力、装备都处在绝对劣势，在完成了牵制和消耗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突围之后，应该适时改变战略，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继续坚持斗争。但项英和中央分局受到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还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不仅没有及时由正规战向游击战，反而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大力扩军组建新的部队，展开大兵团作战。结果局势越来越被动。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10月26日宁都县城失守，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失守，这时，整个中央苏区除了会昌县城，已经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了。面对一系列的失败，项英不得不开始考虑陈毅提出的展开游击战的建议，开始进行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对部队进行游击战训练，同时制造弹药，埋藏财物，疏散非战斗人员。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非常快，11月23日会昌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至此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都已经失守，留守红军只能控制一些孤立的农村地区了，更困难的是游击战的准备工作进度也被打乱。

 

图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11月10日被国民党军占领，到11月底，中央苏区的所有县城和交通干线都被占领

　　在占领苏区的全部县城后，国民党军以12个师的兵力，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个区域。由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团武装为向导，以地毯式的方法一块区域一块区域展开重点围剿。这个战术极为阴险，之前红军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国民党军只是控制县城和乡镇，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是红军的天下，现在国民党军采用地毯式分区重点清剿，同时在各区域的要点驻有重兵，这样红军就很难有效活动，而且留守部队控制的区域很小，失去了运动作战的空间，被迫只能退入山区。国民党军采用区域重点清剿再加全面封锁，就将红军各部彻底割裂开来，也割断了红军和老百姓的联系，再施加军事压力，红军的情况就相当危急了。很快项英就失去了和苏区各地游击区的联系，很多部队只能各自为战。

　　到12月底，红军控制的最后一块农村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军占领，面对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还没有完成游击战准备的红军留守部队吃了大亏。一些部队还按照以往的经验进行阵地战，每次战斗均遭受惨重损失。

　　在1935年1月的牛岭战斗中，留守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红24师以五个团的兵力攻击粤军第2师一个团也惨遭失利，损失了1000多人，连师长周建屏也负了伤。此外，中共江西省委和省军区部队直辖部队2000多人在宁都被国民党军合围，他们需要保护大量非战斗人员，失去了突围的机会，因此损失惨重，江西省党主席刘启照、江西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人牺牲，仅有代理省委书记曾山带着几百人最后突围成功。中共闽赣省委和军区在1934年11月率所属机关和部队2000人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突围，一路上激战不断，到1935年1月间，只剩下约300人。中共福建省委和军区在四都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合围，4000人的部队最后只有不到1000人突围。因此，到了1935年2月，整个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惨烈的九路突围

　　面对如此严峻的战况，陈毅认为只能将主力分散突围，撤离已经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赣南苏区，到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山区去开展游击战。项英也意识到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是全军覆没，但临时中央长征前要求他在苏区坚持一到两年，这样大的战略改变他难以决断，于是只好发电报向中央请示。1935年2月，中央回电同意，这已经是遵义会议之后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批判，所以中央同意他们立即转为开展全面游击战。

　　此时红军还有6000多名重伤员，其中约2000人的伤势是根本无法行动，这些伤病员实在无法跟随部队一起突围。所以只能由当地群众收留这些伤员，大部分伤员不愿离开部队，表示死也要死在队伍中。但是带着这些伤员，部队行军速度肯定大受影响，肯定会拖累整个部队。最后陈毅亲自到医院动员伤员跟老百姓回去，做女婿也好，做儿子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这才将伤员都交给群众收养。

　　在完成了一些必要准备后，项英将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分成九路从于都禾丰地区开始突围：

　　第一路，由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兴龙寻安挺进营400余人，经会昌、安远县边界向寻乌方向突围。2月19日遭到粤军截击，只有王孚善率50余人突围到达广东梅县地区，又遭敌阻击，部队完全被打散，王孚善下落不明。

　　第二路，由中央分局组织部长陈潭秋和谭震林率红24师4个连，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山到达福建永定，与张鼎丞汇合，开避了闽西南游击区。这一路还有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邓子恢在20多名便衣队保护下秘密突围，但途中遭遇福建保安24团，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后英勇就义，只有邓子恢突围到达闽西。

 

图4：瞿秋白就义前最后的留影

　　第三路由汪金祥率领红24师4个连到寻乌南部的蕉岭、平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李天柱、孙发力率红24师另外4个连，依靠寻乌南部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两支部队经安远、会昌两县边界，于2月25日抵清溪，遇到粤军堵击，伤亡惨重。汪金祥、李天柱率剩下的二三十人突出重围，到达寻乌县南部。

　　第四路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24师71团前往湘南，2月25日，在信丰极富地区突破粤军阻击抵达油山，再转到湘南。后来由于龚楚对革命丧失信心，竟率71团投降，成为红军时期职务最高的叛徒。

　　第五路，由红军独立第3团团长徐洪、政季张凯率领独立3团，向湘赣边和湘鄂赣边突围，2月25日渡桃江时被敌军截为两半。张凯、陈正人率100多人抵达安远、寻乌南部山区，与周建屏、李天柱会合。5月，李天柱牺牲，部队被打散，陈正人、周建屏离开寻乌，由汕头转赴香港抗战开始后辗转到延安。团长徐洪和随军突围的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周以栗在突围中牺牲。

　　第六路，毛泽覃率1个连突围到福建长汀县四都，与福建省委会合。到4月下旬，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地区牺牲。

 

图5：毛泽覃牺牲的瑞金红林张屋坪村今景

　　第七路，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红军独立第7团向闽赣边突围，途中队伍被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转到闽赣边与赖昌祚等会合。在瑞金铜钵山再次突围时，李才莲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围到了汀瑞边山区。

　　第八路，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中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率红军独立第6团及省委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社等单位2000余人，留在于都南部山区坚持游击战争。3月上旬在畚岭地区与粤军遭遇，激战后部队被打散。刘伯坚在安远县塘村鸭婆坑受伤被俘后被杀害。梁柏台也在突围中受伤被俘，押往大余县城后下落不明。阮啸仙牺牲。蔡会文和陈丕显率余部200余人经定南县转至信丰县，4月上旬抵达油山。

　　第九路，项英、陈毅、贺昌率红24师70团向福建长汀突围，70团分为4个大队，贺昌率第三大队先行，袁血卒率第四大队跟进，途中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周建屏率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达安远、寻乌县南部，与张凯会合。袁血卒突出重围后辗转抵达上海。3月9日项英向中央拍完报告部署突围转移的最后一份电报后，埋掉电台与陈毅率红24师第一、第二大队最后撤离。途中巧遇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材，由他带路才到达油山与先前突围至此的李乐天和杨尚奎部会合。

　　3月底，项英、陈毅率部历尽艰险，抵达赣粤边，与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在油山会合。随后，蔡会文等率领的从赣南突围出来的部队，也到达油山。4月上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同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兵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就这样，中央分局最终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长期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在此前后，南方八省其他各个苏区也都先后实行了由苏区向游击区，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图6：油山成为中央苏区留守部队转入游击战的重要根据地

　　但是由于失去了电台通讯设备，加之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分割，中央分局与党中央以及与各游击区之间完全失去联系，从此形成了各个游击区独立坚持斗争的格局。

　　艰苦卓绝的坚持

　　红军留守部队九路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余部进入山区开始游击战坚持斗争。但并不是说危险就此过去。1936年7月，国民党军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对南方各游击区展开清剿，这次清剿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军事上，对各游击区重重封锁。分区进剿。在政治上，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的联保连坐法，同时，制定《共产党人自首法》，诱使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投降。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老百姓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集市，妄图将红军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红军游击队当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在军事上，红军游击队采取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声东击西，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为整。在政治上，红军游击队实行灵活的斗争策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发展“两面政权”，有的委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绅士去担任保甲长；对有悔改表现的保甲长既往不咎，并逐步争取他们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为共产党办事；至于个别极端反动、坚决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保甲长，则坚决给以严惩。在经济上，采取保护工商业，红白区来往自由贸易的政策，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但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清剿之下，红军游击队平时行军尽量不走大路，只走小路或者沿着水沟内走，实在必须走大路也及时把脚印清除，为了不留下炊烟，白天不烧火，只在深夜躲在树洞或者山洞里面烧火。一个晚上从不在一处睡觉，每个晚上都要转移几次，宿营时也尽量找天然的树洞或岩洞。即便如此，红军游击队的处境还是相当困难，像陈毅就曾几次遇险，一次陈毅和几个红军战士遭遇保安团一个连，陈毅赶忙躲藏在路边水沟旁的芦苇里，保安团不是正规军，士兵们怕死，怕走近了会挨枪子，就敷衍搜了几下，保安团连长自己打着手电筒搜了一遍，有一次甚至紧挨着陈毅身边几米走过，也没有发现，搜了半小时没有发现这才撤走。最危险一次，国民党军围山纵火，大火就要烧到陈毅等人藏身之处，亏得天降大雨才将大火扑灭，陈毅连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在最危险时候，陈毅认为自己肯定必死无疑，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作为遗诗。

 

图7：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布告

　　第二次大规模清剿是由中央军接替原来的粤军，所以攻势更为猛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粤赣边区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先后牺牲，令陈毅痛心不已。陈毅自己在梅岭被国民党军46师包围20多天，真是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46师却突然撤走。这是因为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军紧急调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表面上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被迫在西北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但在南方却继续调兵遣将，实行“北和南剿”。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赣浙皖四省“剿共”总指挥，卫立煌为鄂豫皖督办公署督办，集中40多个师和60多个保安团发动第三次大规模清剿。红军游击队再次遭受极大损失，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先后牺牲。由于这次清剿蒋介石严令必须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所以战斗空前惨烈，然而，这时南方红军游击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战略战术更加巧妙，政策更加灵活，意志更加坚定，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顺应全国抗日潮流，壮大了力量，扩大了影响。
 

图8：红军游击队员自制的竹杯，上面还刻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在南京和武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区也从不同渠道得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了解到全面局面的大变化，也相应转变策略，由“抗日反蒋”改为“联蒋抗日”。9月中旬，陈毅在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陪同下到达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下旬，项英前往南昌继续就停战和合作抗日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南京达成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在各苏区的主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红25军，先后离开各自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的道路。为坚持各苏区的斗争，先后留下了约8万红军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河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海南等14个省，开创了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中、闽北、闽东、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豫南、鄂豫陕边、皖西北、川陕边、川黔边、黔东、滇桂黔边、琼崖等21个游击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这21个游击区除川陕边、川黔边、黔东、皖西北游击区完全或基本上失败，鄂豫陕游击区红74师21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琼崖红军游击队300余人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1939年3月改为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滇桂黔边红军游击队3000余人被改编为国民党桂系军队外，其余赣粤边300余人、闽赣边300余人、闽西1300余人、闽东1600余人、闽北600余人、闽中160多人、浙南500余人、皖浙赣边400余人、闽粤边300人、湘赣边300余人、湘鄂赣边1100余人、湘南200余人、鄂豫皖边2100余人、豫南1300余人，共计14支游击队1万余人全部编入新四军。

 

图9：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示意图

　　在这17个游击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指战员，早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实施军衔制时，有109人被授予将帅军衔，其中元帅1名、大将1名、上将3名、中将8名、少将96名。

图10：1939年，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左起：陈毅、刘炎、刘飞、叶飞、吴焜、乔信民。

　　南方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和革命火种，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和主力红军的长征一样，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伟大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