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映平，今年51岁，是湘潭建材钢铁总厂职工，住总厂家属区，受厂里器重，上过成人大学，1992年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是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1998年初，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转法轮》。也正是在这一年，工厂改制，我下岗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突然下岗后，工作、生活的反差很大，家庭矛盾也随之增多，许多事情突然之间变得不尽人意，心里非常失落。心理上的不如意也使得身体上的毛病都涌现了出来，鼻炎、关节炎，都觉得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让我觉得苦不堪言，无从诉说。

　　由于我孩提时代就喜欢听神仙故事，当我读了《转法轮》后，对“修炼”、“神仙”、“法”、“消业”、“解脱”、“圆满”等心存向往，觉得法轮功可以让我转虚幻为现实，解脱内心的苦恼，很多不想不通的事情，似乎都找到了答案，很多人生的困惑仿佛全被解开，我毫不怀疑地一头就扎了进去，于1998年5月开始潜心修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后，由于自己的注意力被转移了，全心扑在法轮功上，就忽略了原来觉得不能忍受的鼻窦炎、关节炎等毛病，也不再痛苦于下岗失业，所以对关节炎、鼻炎的反应就不再强烈。可我却以为是法轮功真的能治病，更觉得法轮功真的神奇无比，对李洪志就像对神仙和救世主一样，深信不疑，顶礼膜拜。就这样，我一步步堕入魔网。

　　我不再想着找工作养家，而是一切以“学法”、“练功”为重，也想把这样“美好”的东西送给家人、亲戚和朋友。就这样，在我的说服下，我母亲、弟弟、弟媳也开始练法轮功。

　　就在1999年初，我母亲不幸中风，未去医院及时治疗，去世了。在给母亲办丧事的过程中，我和二弟、弟媳（他俩也都是法轮功习练者）深信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在母亲的灵位前都不跪拜母亲，在场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不能理解，叔叔、婶婶还骂我们不仁不义、不尽孝道，年近八十的老父亲更是气得没法说。我的这些做法，亲戚朋友和乡邻都说，是法轮功让我们不讲人性了，甚至有人还对我骂道：“为什么你们的母亲练法轮功却这么快就死了？连母亲的灵位都不肯跪拜，你连孝道都不要了，还有人性吗？”当时我还振振有词：“我母亲已70多岁了，阳寿已尽，这是天数，母亲灵位虽然应该跪拜，但我们用‘宇宙大法’最好的礼节‘双手合十’来礼敬母亲，不是更好吗？”此后，亲朋好友和邻居看到我就在背后指指点点。

　　1999年7月，政府取缔了法轮功，我认为这是政府对法轮功不了解，就这样，我在李洪志“真、善、忍”的暗示诱导、反复灌输下，精神完全被“法轮功”所控制了，做事不加思索，并且更加全心身地投入，觉得“维护大法”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2000年，妻子不堪忍受我对法轮功的痴迷，带着儿子和我离婚了，我那时候居然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离“圆满”又近了一步。同年，父亲也病重住院。虽然我在他床前不断地念法轮功“经文”，希望“师父”的“法身”能够护佑他老人家好转，但是，父亲最终离我而去，“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成为了一句空谈。

　　2001年，当我看到傅怡彬杀父杀妻惨案的报道后，我根本不相信“大法弟子”会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认为这肯定是对“大法”的陷害。所以，我练得更加激进了。

　　从1998年起，我小弟弟搞了个小型化工厂，因为我下岗了，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让要我帮他打点一些生产和产品质量的事，本来兄弟齐心合力是可以把化工厂做好的，但是，由于我在法轮功里越陷越深，把小弟交待的事敷衍、应付，让他很是头疼，劝我别练了，我根本不听劝。2001年，弟弟因为我做不好，就给我增加了一个帮手小向。小向是位老实本份从农村小伙子，我就把厂里的事都推给他去做，自己每天集中精力“学法”、“练功”，后来逐渐发展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散发法轮功传单。我不仅如此，还把小向也拉进了法轮功泥潭，让小向的家庭也蒙上了法轮功的阴云。由于我积极参与法轮功活动，原单位和当地社区的领导经常上门走访探视，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回归正途，我却把这些都当成骚扰。

　　我按照李洪志说的，走出去向大众讲所谓的“真相”，到城乡散发法轮功传单，甚至还跃跃欲试想去北京“护法”，为了自己能够“圆满”，把“弘法”和“证实大法”当作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来做，而把家庭、生活、工作抛诸脑外。

　　2003年，弟弟看我如此执着痴迷，实在是不可救药，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小化工厂受到影响，便把我给换了下来，另请他人打理。我非常生气，还埋怨弟弟不讲兄弟情谊。那时我根本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认为，这下也好，无事一身轻，正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大法”的事。从此，我从一个业余法轮功练习者彻底演变成了一名专业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和另一个痴迷者杨某在外租房子居住，搞起了资料点，供应部分法轮功痴迷者的资料，偷偷摸摸到处散发传单，还经常更换地点，靠一些法轮功痴迷者的帮助度日，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还多次因为扰乱社会治安而被说服教育，但是每次我都假装说不练了，其实心里想的是骗过他们，然后接着再“弘法”。

　　其实，我离婚的妻子并没有完全放弃我，虽然是我害她一个人带孩子吃了许多苦，但是她知道我过着如此落魄的生活后，还是很同情我，2010年她还来看我，给我送来几百元钱，还询问我的身体状况，问我是否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她说的一句最让我感触最深的话是：“过去不全是你的错，我也有错”，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后悔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去探究这句话的深义，把她所有对我的好都忽略了，不当回事，把她送给我的钱也退了回去。我还向岳母理直气壮地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功，和他们划清界限。最后，我的家也没能破镜重圆。

　　由于没人照顾、缺乏经济来源，又陷在法轮功的魔窟里，社区同志很关心我的生活状态，还多次摧促我去办理低保手续，我都以种种借口推辞回避，不予理睬，不愿接受所谓“旧势力的安排”，暗地里不断在法轮功媒体上编造政府如何“迫害”我。

　　2012年年10月，社区里的反邪教志愿者，他们慢慢接近我，潜移默化地影响我，逐渐让我看清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本来面目，让我感觉到自己其实并不是社会的弃儿，反而是自己一直没有打开心结，面对生活，才越来越为法轮功束缚，我醒悟后，突然觉得我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可悲、可笑，再走下去，就是一条不归路！将会面临万劫不复的深渊。

　　感谢春风般的志愿者，破除了我心中的迷障，结束了十多年的修炼噩梦，我终于明白了李洪志的法轮功只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邪教，欺骗了我这个心理脆弱的人，我决心重新回归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