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生活。我写《“主神”的毁灭》正是因为我有了这段生活，我关注这个社会。

　　对于文学，或者说对于作家，人们有着很多且很高的期望。其实，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并没有那么伟大。但我认同这样一句话：不管是报告文学也好，还是纪实文学也好，既有人物事件的真实，又有理性的灵魂，都要承担精神使命，承担社会责任。我想说的是，作家不光是时代的记录员，更应该是一个思想者；既要有发现的眼光，又要有批判的勇气。

　　“主神教”邪教组织系安徽省霍邱县人刘家国于1993年在湘潭创立，并在以后的短短几年间，迅速蔓延至全国22个省市，其信徒多达数万人。1998年1月，公安部将“主神教”案列为全国邪教组织五大专案之首，且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要求限期在同年6月侦破，中办、国办曾在文件中将此案点名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多方经营，协同作战，与邪教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过程可谓峰回路转，其情景可谓惊心动魄。1998年6月11日，湘滇警方在云南曲靖火车站抓获“主神”刘家国及多名骨干成员。“主神教”案的成功告破是我国反邪教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而其曲折的侦破过程和邪教组织的层层黑幕虽备受关注却鲜为人知。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曾经亲历“主神教”案的侦破过程，为创作此书，我又奔赴全国各地采访，历尽艰辛，历时四年，六易其稿。《“主神”的毁灭》一书是我国当代第一部反邪教题材的长篇文学作品。许多专家进行了认真审读，一致认为“作者用锋利的文字撕开了邪教组织的伪善画皮，把邪教分子令人发指的流氓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为广大民众了解邪教组织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一种真实可信的方式，具有独特的新闻性和较强的文学性，读后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说到邪教，人们很容易想到法轮功。除此之外，就知之甚少，甚至是根本不知道。其实，邪教在我国古已有之，在国外更甚。即使在法轮功之前或同时期，我国也出现过一些其他邪教组织。所谓的“主神教”、“被立王”、“呼喊派”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邪教组织。难怪著名评论家冰静教授说：“过去对于邪教这类东西，我是很少涉猎，最多也就知道‘法轮功’是邪教，这次读了你这本书我才对邪教有所了解，原来古今中外都有邪教，而且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邪教也时不时卷土重来，泛滥成灾，其危害可谓触目惊心。我是通过读这部书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我也相信这部书能给更多的人以警示教育”。

　　“主神教”脱胎于邪教“被立王”，而“被立王”又脱胎于“呼喊派”。这些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和法轮功、美国的“大卫教”、“人民圣殿教”及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一样，都是打着宗教或功法或人权的旗号，都具有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秘密结社、骗钱敛财、奸淫妇女和危害社会等共同的基本特征，都是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

　　在采访与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被立王”吴扬明、“主神”刘家国、“盼望主”朱秀枝、“精金主”杨柳等邪教头子及其骨干分子，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而且执迷不悟，招摇撞骗这么多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邪教那一套，不惜倾家荡产，铤而走险，甚至自焚升天？尽管我们会说，邪教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蛊惑性，但事实远不止这样简单，又岂是“愚昧”二字说得清道得明的。是愚昧无知，还是精神空虚，抑或是敬畏扭曲，还是信仰危机？

　　就说信仰吧，信仰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祖先崇拜的。我们曾经是有过信仰的，近现代，人的信仰一次次被打破，却没能得到很好的重建。信仰的缺失，导致了疯狂追星、拜金等行为的出现，人们潜意识里认定我们需要有个信仰的寄托。于是有人说：现在的人们，陷入了信仰缺失的危机，什么都不信，不信上帝，不信安拉，不信来生，不信因果轮回，不信血浓于水，这样的人已经无所畏惧了，自然做事也毫无顾忌了。什么都不信了，反而可怕起来。

　　再来说说敬畏，敬畏是人们对生存息息相关的神圣的或神秘的事物或力量的既尊崇、敬重,又惊讶、畏惧的情感。“敬”体现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所作为的价值追求;“畏”彰显的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言行界限，凸显的是一种有所不为的自省智慧。敬畏是出于人的内在的生命需要，关注的是终极关怀的问题，与人的生活信念、生存方式息息相关。敬畏能够为人生最高精神需求提供道德支撑，警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促使人们对自身的言行举止进行道德自律。而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某某心存敬畏，早已不是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崇高性和超越性的对象时所产生的一种向往与折服的心理态度，而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甚至是阴暗的敬畏心理。

　　我在某地乡下采访时，有位老农曾对我说：“我记得当年毛主席好像说过‘一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这话用在现在，用在邪教这个问题上就很适合。”无独有偶，某省高层领导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啊！

　　一部作品的容量其实远不止文字所表述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所释放出的信息只不过是给读者一些阅读线索，作家的高明在于把有限的线索交织成有趣的故事，把无数的情节和细节构架成无限的空间，让不同的读者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有种不断突围的快感。这也是我在写《“主神”的毁灭》时努力的方向。也许我想的还要简单些，只是想还原事件的真实，把真实的事件写得好看耐看，让人容易接受。通过对事实真相的发掘，揭示出邪教的本质特征，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挣扎，企望以此来打动人、感动人、影响人、警示人。书出版后，读者的感受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明白，好些事情，想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其实，结果已经不再重要了，写作与阅读享受的都只是那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