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钱伟长

　　2010年7月30日，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钱伟长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当年以中文和历史双百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9·18”的炮火唤醒了他的热血，他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理由很简单：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他针对吴教授心软的特点，每天软磨硬泡。吴教授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

　　亲爱的祖国，我怎能对你说“不”

　　当时，要为国家“学造飞机大炮”，出国留学是必须的。1940年8月，钱伟长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

　　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微观方程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钱伟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伦敦遭受德军导弹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冯·卡门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受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钱伟长发现德军导弹大多由欧洲西海岸发射，而落点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只在这个有限的距离之间。他提出，应在伦敦市中心地区布置多次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诱使德军相信不用调整导弹发射地点也能击中目标，从而保全伦敦的要害部位。英国接受此建议并有效实施，德军始终被蒙在鼓里。战后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用感激的口吻说：“美国青年真厉害！”——其实应该是中国青年。

　　1946年，钱伟长回到了母校清华园，向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们传授知识，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于是我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钱伟长义无返顾地在美国签证上写下的一个“NO”，仿佛在告诉我们他的做人准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面对自己的祖国，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不”的。

　　一己遭遇，无撼对国家的忠诚

　　科学界“三钱”中，只有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的钱伟长一人被打成右派。

　　1957年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文章，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办学方法以及理工合校提出异议，因此受到政治批判；《光明日报》刊登的他与民盟同仁合作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本是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心里话，却变成了反党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也就属证据确凿。45岁，正是生命日当正午的盛年，却被剥夺了讲课和从事科学研究以及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他已经排好版的专著《应用数学》也被封杀，甚至还要交付排版费。

　　数年间，钱伟长只能与扫帚、墩布以及抹布为伍，整日与灰尘和油渍搏斗，凭毛泽东一句话“钱伟长是好老师”才保留教授头衔，并免于发配。但妻子被隔离，儿子考上大学也“不予录取”。

　　1968年，他被强迫到首都钢铁厂劳动改造。56岁的科学家变身为一位炉前工。凭着周恩来总理的一张条子，他从1970年开始负责接待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宾，家庭居住条件得到相应改善，日常生活起居才不再寒酸、局促。之后，他被列入出访欧美国家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名单。

　　周总理对钱伟长的了解，缘于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争吵。当时，钱伟长着眼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提出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一是原子弹，二是导弹，三是航天，四是自动化，五是计算机。没想到，与会的学界元老们有400人不同意，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另一个是钱学森，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最后，周总理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三钱”的称谓，就是这么来的。

　　以国家为重，对莘莘学子的叮咛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修时，钱伟长与钱学森、郭永怀等同窗相聚一起，常常畅谈国事、憧憬未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老，由邓小平亲自指派，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

　　晨光熹微，这位老者开始巡视他的“营帐”，每一位闻鸡起舞的“将士”都从他慈祥、睿智的目光中，得到一块无形的奖章。夜幕降临，晚自习教室、实验室里，也常见老人的身影，师生们的内心蓄满了能量。
　　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早在1993年，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学分制”，使得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此时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钱伟长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去的。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