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思孟(1946-)，河南民权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视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义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1　引子——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道路不同

　　诺贝尔奖已经颁奖百年，无一项在中国本土完成的项目获奖。近年来中国自己评的国家级科学技术奖项中，自然科学一等奖因缺少特别出色的成果而连续多年空缺。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不能不问：这是为什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原因和应采取的措施都是多方面的，很多有识之士已发表了许多精深的见解。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因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过于功利化了，我们缺乏求知的科学精神。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在西方，是先有科学精神，才产生出了近代科学，然后才有近代技术和近代工业。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由内向外，中国人的学习过程则是由外向内，从科学产生的结果学起，至今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本质，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精神。为使中国有一个良好的适于科学发展的土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自20世纪初开始，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敲响警钟，可惜未能引起普遍重视，以致今日仍然需要旧话重提。

　　2　求知精神：科学发展的根本

　　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是求知，求知精神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任鸿隽有一段话说得好：科学界的中坚“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1]科学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迷信权威，不能迷信书本，所以有人将科学精神归结为实证精神、怀疑精神。但和求知精神联系起来，这些精神是末，贯彻这些精神的目的是为了求知。如果没有求知精神，以功利目的从事科学研究，不能把实证精神、怀疑精神贯彻到底。当与他的功利目的相矛盾时，他会为功利目的把这些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怀疑性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是科学家应当具有的精神气质。他的说法有道理，但和求知精神比较起来，这些规范也是末，也是为了保证能得到真知。

　　求知是科学精神的根本，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历代哲人都有论述，可惜我们忽视了。

　　最早的科学家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他们是好奇、有闲、自由的人。好奇激发出求知欲，有闲与自由（不为其他目的左右）是求知的保证。

　　近代科学是怎样从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科学精神重现至关重要。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康南特博士(Dr.James B.Conant)的演讲集《懂得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中讲得非常好：“16、17世纪那些给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立下标准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们的先驱是些什么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维萨略(Vesalius)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么人呢？中世纪那些偶然做实验工作的人，那些细心设计造出新机械的人，虽然渐渐增加了我们物理和化学的经验知识，都还算不得。这些人留给后世的还只是许多事实资料，只是达到实用目标的有价值的方法，还不是科学探索的精神。”“严格的知识探索上的新勇气的奋发，我们得向那少数深深浸染了苏格拉底传统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凭着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获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学者身上去找。在文艺复兴的第一个阶段里把对于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发扬起来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关于生物界或无生物界的。在中世纪，尽力抱评判态度而排除成见去运用人类的理智，尽力深入追求，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这种精神全是靠那些著书讨论人文问题的人保持下来的。在学术复兴时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初期，最够得上说是表现了我们近代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观念的，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古代研究。”“佩脱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马奇维里(Machiavelli)、依拉斯莫斯(Erasmus)，而绝不是那些炼金术士，应当算是近代科学者的先驱。依同样的道理说来，拉伯雷(Rabelais)与蒙丹(Montaigne)发扬了评判的哲学精神，在我看来也应当算是近代科学家的前辈。”[2]康南特说到的这些“近代科学者的先驱”，都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说的科学是“对于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也就是亚里斯多德说的求知活动。

　　近代以后，科学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意义。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可也使有些人把科学视做工具。其实，那些产生了巨大应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其开始时大都是从好奇、从求知出发的。吉尔伯特研究电和磁时，不曾想到以后产生的电力技术；赫兹研究电磁波时，认为它不可能用于通信；居里夫妇开始研究放射性时，并不知道放射性物质以后有那么大的用处；卢瑟福研究原子结构时，认为想要利用原子能是神话。如果人们都是从实用目的投身科学，这些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前苏联压制摩尔根学派的教训，更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李森科是骗子，可斯大林是怎样受骗的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李森科是以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为研究对象，而摩尔根学派主要在研究“无用的”果蝇。斯大林把无限希望寄托于李森科，结果希望成了泡影。看起来无用的研究，后来倒是有了大用。辩证法就是这样给人开玩笑，对那些自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也不留情。

　　3　学科学而未学求知精神：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中国古代社会中，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求知精神很弱，导致科学不发达。近代以后学习西方科学而又未学到求知精神，把科学仅视为工具，导致科学发展受阻。

　　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吗？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如冯友兰、任鸿隽，一般也都认为无科学精神，并认为这是无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则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在1959年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他做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报告，驳斥东方哲学“天然阻止科学发达”的观点。他说中国古代也有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求知的“苏格拉底传统”，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表现了求知精神，王充、朱熹、顾炎武等人以及乾嘉学派都具有科学精神，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时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只是中国的这些学者不是专注于研究自然，而是专注于书本与文献，推敲的是关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学、生活问题，所以科学没有发达起来[3]。胡适这里其实也承认了中国古代缺乏对自然的求知精神，并认为这是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他还说过：“在科学发达史上，科学的精神或态度与科学的方法，比天文家、历法改革家、炼金术士、医生、园艺家在实用上或经验上的什么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4]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往往停留在观测、描述和直觉把握上，很少用理性思维深入研究其发生原因和规律，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缺少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社会政治环境不鼓励这样做。

　　在中国学习西方科学以后，这种情形是否改变了呢？没有！

　　中国学习西方科学始于明末清初，徐光启是积极推动者。虽然他是从解决历法编制问题出发学习西方科学，但他对科学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他重视理论的作用，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样的理论著作。他还认识到“此书有五不可学：躁心人不可学，粗心人不可学，满心人不可学，妒心人不可学，傲心人不可学”，[5]可以说他已经体会到一些科学精神。这一次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阻力重重，未能持续下去。

　　新的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从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上看，似乎还不如徐光启深刻，仅仅把科学当作工具。当然，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17、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接踵而至，社会革命与之相伴发展。中国人对这一切懵然无知，当西方国家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人才知道自己落后了。在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才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6]中国人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困而学之”，不是为求知而是为了用。中国对科学的误解——视科学为实用的工具，这种背景是根据。

　　中国人是从西方人船坚炮利开始认识到西方先进的，学习也就从购买和使用新式武器开始，然后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通邮电，指望由此富国强兵，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在学技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陆续兴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成立科学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宣传也形成高潮，科学的地位大大提高。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曾经这样评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7]。这时科学在中国的地位虽然非常之高了，但是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主要是在工具层面。虽然也有人在讲科学精神，如任鸿隽讲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但比起强调科学之用，求知的声音太微弱了。无论是从中国的务实传统，还是从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视科学为工具都更易为人接受。

　　对科学具有的工具价值的理解，又有两大方面。

　　第一是视科学为发展实业、富国强兵的工具。此种观点的基本逻辑是：欲发展实业必须掌握新技术，欲掌握新技术必须掌握相关科学知识。持此种观点者常被称为“科学救国”或“技术救国”论者。1922年创办的黄海化工研究社，其办社宗旨是典型的这种观点。这个研究社的重要成员侯德榜先生，曾就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在科学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科学家能将其所得施诸实用，即成工业家；工业家在其事业中考求新法，发明新理，亦即科学家，科学与工业体同而用异耳”。[8]他的科学生涯也正是这样走的。

　　第二是把科学视做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器。生物进化论初传入中国，政治上的影响比科学上的影响更大，是一个典型事例。“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同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之争”，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也是科学的文化之“用”。对于这场争论，现在人们多是褒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贬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玄学派反对科学，妨碍科学发展。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辩论赛中的评判方法，在辩证中其实是玄学派表现得好，应判玄学派为胜方。科学派终归没有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玄学派却讲出了一些理由，说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不管其理由是否能真正成立。亚东图书馆将这场争论中双方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给此书所做的序中已指出这一点。陈独秀还认为，丁文江等人之所以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于“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即都相信唯心的历史观。从对科学的认识来说，丁文江之所以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于他实质上和张君劢一样把科学仅视为工具，分歧仅在于能否用于解决人生观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在中国地位提高了，但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精神，这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蔡元培先生说过：“虽然我们无疑地认识到科学探索的价值，认识到它对中国的物质、文化进步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科学精神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体现，这还是有问题的”。[9]钱穆先生1941年曾发表文章说：“十八世纪以下之西风东渐，实以商业兵戎为主，而文化学术为附，亦不能使中国人诚心乐就。合此两因，遂使近代中国人迷惘前却，走了一百年冤枉路，而仍未得东西文化第三度接触融合和消化之益。然途穷则知返，今中国国内有识之士，乃渐渐觉悟纯以功利观念为文化估价之无当”。[10]钱穆先生希望像曾经发生过的中国与印度文化的融合、中国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那样，实现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为此必须破除文化上的功利观念，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但这至今尚未实现。

　　4　缺少求知精神：当前妨碍中国科学发展的精神因素

　　把科学视做工具、混淆科学与技术、过分从功利目的出发去看待科学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旧，甚至比以往更甚。科学家从兴趣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些做法对发展科学技术有正面效果，但也有负面影响，主要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地位降低了，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一般不能有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易被认为是“无用的”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高度不确定的，难以按计划做出某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科技成就”，实际上主要是技术成就，而且是跟进的多，原创的少。技术跟进项目目标明确，且已有成功先例，最适合按工程项目计划管理。在技术跟进方面的巨大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们也需要有基础科学方面的成就。在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时，比较严格限定是科学领域而非技术领域的成就，才使我们感到了缺少重大科学成就的尴尬。当我们苦于没有能竞争诺贝尔奖的项目时，才深深体会到我们在科学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当我们深切体会到需要提高创新能力时，我们才更加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若从洋务运动时算起，我们一百多年来在科学技术上一直是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拼命追赶，不断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科学，其结果好比是在不断输血，但我们的造血功能一直不好。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过分功利化，我们缺少求知的科学精神，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在认识方面的根本原因。

　　我国正在大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建设科学创新基地，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发展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依靠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创新的源头。一些看起来能转化成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被纳入了国家创新体系，因此更受重视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一个好结果。但是，我们对科学的误解依旧，依然只是把科学理解为工具，那些“无用的”研究项目命运依然可怜。科学创新确实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可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科学技术史，有多少成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科学创新，开始研究时是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的的？有多少成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科学创新，开始研究时就已知道它将来在实践上会有大用？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希望化一分钱就有一分收获；我们国家迫切希望早一日强大起来，做事希望立竿见影。国家采取这种政策的初衷可以理解，可是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一般说来，一项基础科学研究要进行到一定程度，才可看到它可能有的实用价值。等看到有用了才去研究，那就只能是跟进，很难是原创性研究，很难走在世界最前列。

　　近十几年来，人文素质教育是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在我国的素质教育中，也看到了视科学为工具、将科学混同于技术的错误观点的影响。有重要影响的一种观点是：科学是求真，人文是求善，求真需要求善导向。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科学是独立于精神之外的吗？一个真正献身于科学的科学家，其精神境界是很崇高的。将科学成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需要，才有了善恶的问题。认为科学需要人文导向，实质上是同意了20世纪20年代玄学派的观点：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之所以和玄学派观点一致，是因为他们在对科学的认识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把科学仅当作工具。有意思的是，玄学派主张保持和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今天的人文素质教育也有这种倾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的认识不可谓不高。但是慧能的认识更高：“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心向佛的人，他的心惹不上尘埃；真正搞科学的人，何须再导向？以科学为工具的人，才需要时时想一想自己在干什么，应由“求善”引导。

　　纠正对科学的误解，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形成鼓励科学研究的氛围，求知求真的科学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并重到基本的条件保障，科学才有茁壮生长的土壤。我们需要大量搞技术搞应用的人，但是，愿意搞“无用的学问”，愿意“为科学而科学”的人也应当有，特别是在国家已摆脱救亡阶段，发展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2000年6月底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文章：《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此文中说到，中国政府鼓励科学家从国家需要出发的科学研究，也支持科学家进行“从好奇心出发”的研究。这种态度有利于消除社会对科学的过分功利化的误解，促进科学的发展，应当努力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张九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C].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6-7.
[2]　转引自胡适，等.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总论篇）[C].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6-8.
[3][4]　胡适，等.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总论篇）[C].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8-30,6.
[5]　徐光启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8.
[6]　论语·季氏
[7]　科学与人生观[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2.
[8]　侯德榜.科学与工业[J].科学.（第四卷第一期），1918.
[9]　蔡元培文选[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7.
[10]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