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朱德（后排左一）在四川泸州自流井寓所宴请赵遂生（前排左一），杨希闵、兰馥、金汉鼎（前排左三至左五），杨如轩、唐沸川（后排左三、左四）等八位同事时合影。

　　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军为了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多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会剿”。在弹雨横飞的战斗中，不仅考验着双方的勇气、魄力、胆识，更考验着双方的心智和谋略。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朱德来说，更要经历一种全面而又全新的考验——与铁血兄弟的情义。因为进犯井冈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主要将领大都是他昔日的同窗、同僚，甚至是拜把兄弟。是什么原因让朱德非得要和他们兵戎相见、血染干戈？笔者试图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溯事实真相。

　　金兰之交梦一场，兵戎相向最情伤——朱德与金汉鼎

　　云南陆军讲武堂（简称云南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朱德和同学们在讲武堂里互帮互学，同铸热血丹心。其间，朱德结交了十几个“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如果按亲密程度排列，金汉鼎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

　　金汉鼎是个“瘌痢头”，同学们都不喜欢跟他坐，但朱德却与他义结金兰，相交甚厚。金汉鼎成绩优秀，但家境困苦，朱德便会把一些奖学金给金汉鼎以贴补家用。这份友情令金汉鼎非常感动并铭记在心，而且经过多次腥风血雨和生死考验。当朱德赴欧洲学习时，金汉鼎几乎倾囊相助。在护国、护法战争中，这对把兄弟一直并肩作战，互相接应，以骁勇善战驰名川滇，被誉为滇军“四大金刚”的前两位。在四川叙府一带流传有“黄拒盖，廖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的民谣。后来，朱德决意赴欧洲留学，这对患难兄弟才分手。

　　北伐开始后，金汉鼎赴赣投靠滇军老同学朱培德，任独立十六师师长。独立十六师后扩编为第九军，辖三个师。这时，朱德因领导泸顺起义失败，被杨森礼送出境，也来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金汉鼎再次相聚。南昌起义前，朱德赶到九江，想动员老友追随革命，但金汉鼎正要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张发奎召开的分共会议，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从此成为对手。不过，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过金部防区时，朱德给金汉鼎写了一封信，金汉鼎得知是朱德指挥的部队，不为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对起义部队发动进攻，使起义部队得以安全转移。

　　1928年，蒋介石派金汉鼎任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从此，金汉鼎多次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对老朋友的部队，金汉鼎采取“明打暗助”，对蒋介石敷衍塞责（当然也不排除“保存实力”的因素）。终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降为旅长。不久，又被解除了握有兵权的旅长职务，调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

　　金汉鼎从在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义结金兰之日起，“一生恪守这个‘义’字，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朋友的事”，尤其是当朱德身陷困境之日，从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并尽自己所能，慷慨给予帮助。

　　后来，金汉鼎因难以忍受蒋介石的刻意排挤，主动要求去云南协助龙云。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旧情，邀金汉鼎进京相会，一起回顾青年时代情同手足的戎马生涯，同时也批评了他追随蒋介石“剿共”的错误。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67年逝世。

　　同根相煎事有因，“模范二朱”此相违——朱德和朱培德

　　历史如果可以假设，或许井冈山历史就真的会被改写。譬如在井冈山时期，若不是朱培德在江西主政，极有可能就没有朱毛红军。因为朱培德不在江西，朱德也许就不会去南昌，即便去了南昌，也少了挂靠。那么，南昌起义分兵时，三河坝指挥员就不会是朱德，也许是其他人也未可知，然而有谁的坚定性和忍辱负重程度能比得上朱德？若然，南昌起义的这点余脉就可能不复存在，也就不会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如何发展就很难讲了，因为只凭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很吃力了。有人认为这是天意，其实从朱德和朱培德的关系里或许可以认为是朱培德的有意为之。历史上，比朱德小两岁、名字只多一个字的朱培德并不那么反动，甚至他“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曾如是评价过他的师弟、密友兼上司。

　　朱培德出生于官宦人家，幼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在云南讲武堂，朱培德与朱德为学友。在严格得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中，两人互相勉励、互帮互助，因成绩优异被选进特别班，被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震动全国，云南起而响应。朱培德被分配到滇西巡阅使李根源部任侦察排长，不久升为连长。1913年6月，被选送讲武堂步兵科深造，毕业后升任营长。后因护国、北伐战争有功，朱培德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与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等比肩。尽管他这个军只有8个团，是最弱的一个军，但当初那些滇系的风云人物都已经远落其后，只能来投靠他。从此，朱培德成了客籍滇军的最高人物。

　　如果把朱培德有“容共倾向”解释为他身世异常坎坷，从而形成了谦和宽厚的性格，成为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并在后来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一直站在中间偏左立场的缘故，大体上应说得过去。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第三军军校教育长熊式辉曾想步蒋介石后尘，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清除中共政工人员，结果被朱培德解了职。1927年南昌四二起义，方志敏等人抓了“AB团”头目程天放游街，朱培德旁观，等于协助中共铲除“AB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郭沫若在此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时，朱培德则以文明的方式礼送三军中的上述政工干部，并在动员会上表示：“留者欢迎，走者欢送，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分两批用专车送往武汉，每人发给三个月伙食费及旅差费。

　　对留下的朱德，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方便条件，这就不是一般以朱培德“偏左”能够解释得清了。

　　井冈山时期，朱培德被蒋介石调任为湘赣“剿匪”总指挥，“模范二朱”同台竞技，但师弟奈何不了师兄，只好黯然退场。有人以此断定为朱培德无军事指挥能力，其实朱培德在随后的中原大战等作战中，屡立战功。他本人也成为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军训总监，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常委等。之后，他与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等成为第一批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