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团长（左）、黄华副团长（右）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开怀大笑。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重返联合国40周年的日子。 40年前的那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联合国普遍性的巨大缺陷得到了弥补。

　　当时，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法语译员的吴建民先生，成为第一批被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今天，他回忆了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后的历史细节。

　　“要去，不去会脱离群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联合国内，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出现了，究竟谁代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窃取中国席位的蒋介石政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奋斗了22年。1971年10月25日，当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的时候，联大的会场沸腾了。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表，情不自禁地在联合国大厅和大厅外的走廊里翩翩起舞，这样的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

　　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基辛格博士正在北京访问。当时他估计，1971年中国代表团合法席位问题解决不了，可能还要拖几年。这个看法当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中国自己对于1971年能够解决合法席位问题也没有把握。

　　消息传来时，基辛格即将离开北京。周恩来总理镇定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基辛格，总理的沉稳、睿智和淡定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态度绝非偶然，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长期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籍）致电时任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这个电报到了北京后，外交部内部议论纷纷，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要去，因为毛主席1971年7月说过，不论是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去联合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去，这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

　　最后的决定是：去联合国。毛主席后来在会见前往联合国的代表团时，谈到决定去的原因：“要去，不去会脱离群众。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怎么能不去呢？！ ”毛主席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10月底的一天，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领导冀朝铸笑眯眯地跑来对我和我的妻子施燕华说：“领导决定，你们两人将参加联大代表团，开完会议后常驻联合国。”讲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了！ ”然后哈哈一笑。所谓“英法联军”，是说我是学法文的，而施燕华是学英文的。

　　不仅做中山装，还可以做西服

　　1971年出国，不像现在可以打包就走。那时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十分严重。但是，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件事，对极左思潮是有冲击的。1966年的时候，曾有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中国外交人员的状，称中国外交人员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1966年9月9日，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十个大字：“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这在当时被称为“九九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国外交人员不能穿西服，也不能穿呢料的中山装，只能改穿布的中山服。

　　但5年后中国外交人员去联合国，不仅可以做呢料中山服，还可以做一套西服。联大代表团的成员，置装费比一般人要高，当时给了我1500元，施燕华2000元，女同志置装费要高一点。做衣服的地点是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红都的师傅们对我们也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衣服，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那些师傅们很辛苦，连夜为我们加班做衣服。

　　考虑到这次出国要去纽约，冬天比较冷，我和施燕华每人还做了一件呢子大衣。 1961年我去匈牙利工作的时候，穿的大衣是从团中央借的。1965年回国之后，大衣退还给了公家。去纽约之前，我们在挑选面料的时候，师傅向我们推荐斜纹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好的料子了。我和施燕华到了纽约后，有一次到美国朋友罗森大夫家里做客。临走时，罗森大夫很客气，帮施燕华穿大衣，他手里拿了施燕华的大衣，不禁感叹了一句：“我的天呐，这个大衣怎么这么沉啊！你人这么苗条，大衣要把你压垮了！ ”

　　“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

　　联大代表团出国前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1971年11月8日晚，毛主席会见了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出席联大代表团正代表五人，副代表五人，代表团副团长黄华在国外，没有参加毛主席接见。包括乔冠华在内的四名正代表和唐明照、王海容副代表，参加了毛主席的会见。

　　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非常兴奋，侃侃而谈。他讲到1971年中国有两大胜利，一是林彪问题解决了，二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他还做了两个决定：一是由总理带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联大代表团成员，还要组织几千名工农兵群众到机场送行；二是我们所乘的去上海的民航班机改为专机。

　　当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参加了。我记得总理很开心，满面春风，拿着出席联大代表团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念。叫到谁，谁就站起来。因为我时不时给周总理做法语翻译，叫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周总理说声：“认得。 ”

　　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那天晚上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式短长衫。他对总理说：“我们长期在联合国之外，对联合国情况一点不了解。我这次去联大，心理没有底，怕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理说：“临事而惧是好的，临事而惧就不会掉以轻心。不了解情况不要紧，学习嘛！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包括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

　　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终身难忘。后来到了联合国，我们一切从头学起，对联合国的工作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熟悉起来的。

　　周总理接见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前往机场，在机场贵宾室等候总理，同行的还有厨师、司机和公务员。总理到后，跟代表团每一个同志握手。一位南京来的厨师很幸运，他和总理握手的照片被照了下来，他把这张照片放大后放在家里客厅的中央。

　　总理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向欢送的人群致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跟着走了一圈，走到飞机的舷梯旁，礼宾司的官员通知我们，让我们赶快上飞机，乔冠华及其他领导最后登机。我们这些人赶快“咚咚咚”地登上舷梯，没想到被总理发现了。总理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 ”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走下舷梯，与总理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