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在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是，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而努力的相关探索与实践，实际上，在党成立后就逐步地开始了。而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也日益提高，在这方面的实践也日益自觉和成熟。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做出了多方面的宝贵贡献。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全党的楷模。

　　刘少奇的“坐功”在党内是有名的

　　有人说，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是一个性格色彩最为平淡的人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刘少奇也有鲜明的个性，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酷爱学习，异常勤奋。在数十年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不懈怠，始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阅读思考。

　　萧劲光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刘少奇的好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少奇同志。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竿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个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请人来讲演。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刘少奇便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并一直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但他从来没有放松过看书学习。据在他身边工作的武新宇回忆：刘少奇多年来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对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再去写东西。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的屋里还亮着灯。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道：

　　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他重要通知须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

　　刘少奇的“坐功”在党内是有名的，有时他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在刘少奇看来，学习是一种信仰，一种责任，一种享受，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始终不断的学习，使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了知识渊博的人。熟悉刘少奇的当年印度驻华大使向别人这样介绍刘少奇:“刘少奇首先给人一个平凡的表面印象。5分钟的谈话展示了这个人具有极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很快地看出问题的核心并能作出有力和周密的简练回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

　　刘少奇多次强调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他说:“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读了书,增加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而处理实际问题不是单靠书本所能解决的。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知道,你说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把书翻出来。但碰到实际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他自己就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这就是不懂得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只有遇到问题,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才叫做有了一些理论”，“才算学到了理论”。

　　刘少奇一生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建树最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39年7月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刘少奇竭力宣传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在《修养》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要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指出：“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

　　刘少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个别结论”区别开来，提出一方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要研究在“个别结论”、“个别方面”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刘少奇的上述观点与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交相辉映，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修养》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修养理论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

　　1962 年,在对《修养》第二次修订期间, 刘少奇曾对该书有过自我评价，说:“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同时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总结。”

　　刘少奇的评价恰如其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所以深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令共产党员为之一震；其次，《修养》切中时弊，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再次,《修养》精湛透彻的语言、缜密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风格，都令人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