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那么为什么中共诞生纪念日却是“7月1日”呢？
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并得出结论：“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纪念党的生日，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而在全党范围大规模纪念‘七一’，则在一九四一年———党成立二十周年以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反动派封锁，没有条件弄清‘一大’召开的日期。因此，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份的月首，即七月一日作为党的生日。”
遗憾的是，上述这段文字对于中央是如何“确定”的、又具体是由哪些人“确定”的，没有进一步具体而翔实地交待清楚，也没有提供这一判断赖以成立的文献根据。因此，笔者无法对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作出评判，而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用中、英、法、日、西班牙和乌尔都等文字在8月1日前出版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烈士传略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传略文集等。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比如，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宴会；《共产国际》月刊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开设“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专栏，发表了诸多纪念文章。
而此时，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红军还没有最终完成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还没有实现会师，因而中共中央对于中共诞生十五周年并没有举行或者组织什么重要的纪念活动。当三大红军主力于1936年10月胜利会师，并且随后成功地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之后，对中共建党日的考证以及相应的建党纪念活动便提上了日程。
一个合乎常理和逻辑的考证办法，无疑是征询当时正在延安的中共一大参加者的意见或者回忆，而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一大参加者董必武早在1929年时就已经记不清中共一大会期的具体时间了，1929年12月31日他写给何叔衡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毛泽东也说不清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1936年他在跟埃德加·斯诺会谈的时候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而当时也在延安的张国焘则在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叛党几十年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中言之凿凿地断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可想而知，他在逃离延安前对中共一大会期的记忆只会更加清楚。
既然董老在1929年底因“记不甚清”而想到要“问问”“国焘同志”，那么在对中共建党日的考证以及相应的建党纪念活动提上日程之际难道会不再“问问”张国焘么？一方面是董老和毛泽东记不清楚了，另一方面是张国焘能精确到“下午三时”的断言，因而，很有可能张的记忆和说法对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建党纪念日定为“七月一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演讲，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建党纪念日。在这一提法的影响下，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七月七日为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这表明当时边区党委尚未明确把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
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同样没有明确将7月1日确定为建党纪念日。1938年6月25日，《新中华报》登载题为《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的报道，比较早地将“七月一日”精炼地概括为“七一”。7月20日该报又写道：“中共的诞辰———‘七一’来到了。”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明确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1940年7月5日，《新中华报》指出：“‘七一’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这些年的媒体报道宣传进一步促使广大民众对“‘七一’是中共建党纪念日”的接受和认同。
毛泽东在上述演讲中的提法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无疑对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将“七一”定为建党纪念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中共中央以此文件正式确定“七一”为中共诞生纪念日。中共建党纪念也自此成为一个周期性、常态化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