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升起

美国工人为联合国赶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

　　一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遂于10月26日起，接连3次致电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请中国迅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 
 
　　10月26日，得知吴丹致电的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召集到他的住所。周恩来说：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他建议，是否先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去联合国，了解一下情况，调查研究，进行准备。 
　　 
　　但毛泽东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点名可由乔冠华担任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继而又说：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这次你们去，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为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迅速组成，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鹢、张永宽；此外还有包括调研员、秘书、翻译、记者、医生、报务员、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在内的工作成员，总共约有50人。有意思的是在此前21年，周恩来也亲自参与了代表团办事组织机构的编制、任务和干部配备的拟定，那时的代表团成员也是这个人数。

　　这次代表团内的翻译人员共有7人，其中英语4人，法语2人，俄语1人，负责人是过家鼎。在整个代表团中，只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分别作为法语、英语译员的吴建民和施燕华。

　　10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同赴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们见面，主要是代表、外交官、翻译。他手里拿着名单，先一个一个点名，从代表团团长一直点到随行人员，并让大家一一起立。

　　据吴建民回忆，当时的周恩来很高兴，当某个被点到的人站起来后，他还会询问、叮嘱几句。点到吴建民的时候，周恩来说：“哦，认得。”点到施燕华的时候，周恩来说：“是你啊？我们早就认识！”当他看到施燕华的“政治面貌”栏里是“团员”，就又说道：“你还是共青团员？没有关系，到联合国以后争取入党……”

　　那天，吴建民又一次听周恩来谈到了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话题，要代表团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合作。其实，这些话是毛泽东就进入联合国问题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的。他在谈到国际统一战线时说：这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搞国际统一战线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接见完了，已是午夜，周恩来请大家吃了夜宵。当时所谓的夜宵，就是一碗阳春面。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毕竟要进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列为头号敌人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派出的机构，凡事无人可以求助，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必须十二分的充分。翻译组负责人过家鼎这样回忆了翻译组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生怕有一处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

　　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衣服不能穿得太差，要做料子好一点的，这涉及中国的形象问题。做衣服那天，吴建民他们晚上在部里吃了饭，集体乘车到东郊民巷的“红都”制衣店。吴建民做了一套单的的确良中山服、一套厚料子中山服、一套西服、一件大衣，4天内就赶出来了，这四套行头他至今还保存着。据说，周恩来曾就着装问题专门作了指示：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你们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是中国代表团。

　　当时做四套衣服，已经觉得很奢侈了，但是到了国外，发现外国人老换衣服。开始吴建民他们觉得换来换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些讲究，关涉礼节。1973年吴建民回国时，就自己花钱又做了几套衣服。 
　　 
　　二 
　　 
　　代表团出发的时间是11月9日。8日下班后，吴建民夫妇就回到三里屯宿舍22号楼家里，为第二天走作最后的准备。快晚上10点了，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总理要再次接见代表团成员。

　　等了一会儿，来接的车到了。和吴建民夫妇一起乘车的，还有住在23号楼的过家鼎。途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说起翻译工作的话题，过家鼎说：“你看我这个人，干到现在了，整天忙忙碌碌，常常就为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绞尽脑汁。”

　　在吴建民印象里，过家鼎的确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他在朝鲜停战谈判时就从事翻译工作，长期负责笔译定稿，他的英文翻译绝对不会脱离原意，他看过的东西特别让人放心。他的笔译一流，但口译时会露出紧张神色。后来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通常是5个人出席，代表黄华坐在第一排，周南、赵维坐第二排，吴建民和过家鼎坐第三排，因为老坐在一起，吴建民发现每临要答辩了，过家鼎的脸眼看着就绷紧了，也许他精力集中于工作时就是这样。 
　　 
　　车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午夜11点多了。行前两度接见代表团成员，说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进入联合国的高度重视。

　　代表团准备出行时，距离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已一个半月，但此事一直没有对外透露。吴建民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听到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章文晋念了由林彪之子林立果等草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周恩来对传达作了解说，他说“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接着，周恩来又就代表团赴联合国作了进一步指示，其实这些指示多为此前毛泽东与他和部分代表、副代表见面时所说的话。周恩来特别转述了毛泽东引用的“为将当有怯弱时”的典故。

　　“为将当有怯弱时”出自《三国志》。曹操的连襟夏侯渊勇冠全军，因战功赫赫而过于刚傲、恃勇轻敌，所以曹操给带兵在外的他写信说：“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耳。”但夏侯渊并没把曹操的话牢记在心，最终在与蜀国作战中兵败身亡。

　　周恩来在说到“为将当有怯弱时”，作了一些他个人的解释和阐发，他说：“临事而惧，是好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掉以轻心，你就会注意学习，包括向你的敌人学习。”这几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心里，总理的这段教诲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念“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讲述林彪事件概况，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午夜已过，加之几天来准备行程比较疲倦，有的人打起了瞌睡。而吴建民却始终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林副统帅”长时间没有消息，他这才知道是出事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和使用的语言更让人惊骇。

　　有些记载说此次接见持续到天亮，有的甚至说代表团是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去了机场。吴建民回忆说，他印象是接见后回家还睡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他习惯的晨练时间。飞机要到中午才起飞，他们上午10点多到的首都机场。除了毛泽东，在北京的全体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都来为代表团送行，到机场欢送的群众达4000多人，这在当时是最隆重的仪式。

　　代表团随着领导人绕场一周后，来到专机停机坪。因为尽是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还会交谈几句，吴建民等代表团普通成员便先行往飞机上走。周恩来回头见此情景，连忙说：“哎，怎么走了啊！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过来，过来。”

　　这样，吴建民等又返回，和领导人们一一握手。当吴建民走到周恩来身边时，他感觉周恩来面容清癯消瘦，情不自禁地说：“总理，多保重！”周恩来回道：“谢谢你！谢谢！”周恩来跟人握手的时候，眼睛看着对方，很有礼貌。因此，周恩来的这一凝视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心里，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周恩来总理。

　　专机起飞了，吴建民得知他们乘的专机是由普通班机改的，连同隆重的仪式，都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定的。专机抵达上海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市革委会一干头头脑脑来到机场，并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席间端上了上海有名的大闸蟹。 
　　 
　　出境后的第一站是缅甸首都仰光。3个多月前，缅甸总统吴奈温来华访问，两国关系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冰点迅速回升。因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缅甸时，受到友好接待。飞机入港时已经很晚了，缅甸外交部副部长、政治司司长、礼宾司司长等到机场迎送，还请代表团吃了馄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毕竟是令国际瞩目的大事，各国的记者都争相设法抢先予以报道，特别是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美国。从雅典换乘法航的班机以后，陆续有外国记者登机。这些记者很尽职，上来就使出浑身解数采访中国代表团。但代表团对此事先作了规定，除了团长乔冠华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说了几句以外，别人对记者的采访都缄口不语。

　　为了谈话方便，一些翻译被安排在离乔冠华不远的地方，吴建民也坐进了头等舱，因此他听到乔冠华对美国记者的精彩应答。当美国记者请乔冠华瞻望中美关系前景时，乔冠华说：“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希望对方也采取现实主义政策，那么事情就好办得多。敌视中国乃至忽视中国的存在是没有用的，难道这样一来中国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吗？我很爱好地图，有空时，经常拿来看看，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讲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们是记者，通晓事理。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

　　虽然乔冠华是外交部的领导，也听到过有关他的才华风度的传闻，但吴建民过去与他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此次近距离听他谈吐，果然潇洒而犀利，让人印象深刻，吴建民觉得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些记者很客气地请求拍一些照片，代表团同意后，他们便一通狠拍。当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时，更有4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尾追不舍，捕捉中国代表团到来的镜头。然而，当吴建民他们后来看到报纸时，几乎都笑痛了肚皮。

　　代表团的司机张师傅和大厨师，两人长得比较富态、白净，加上整个代表团都衣着体面，而记者们除了认识团长乔冠华外，其余的成员都不认得，遂把他俩推断为代表团内的大人物，把他俩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报道中特别凸显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长期“竹幕”隔膜的后果。

　　真正置身“虎穴”了，但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可怕。后来，吴建民听美国人说，他们发蒙时老师大都是这样给他们讲述中国的：在我们这边往地下钻洞，钻到那一边出来，就是中国。随着更多的亲身感受和眼见的事实，吴建民觉得隔着“竹幕”的互相描绘，其实都存在偏颇。 
　　 
　　三 
　　 
　　中国代表团在肯尼迪机场，特别是在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上，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11月15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时，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常驻代表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辞。

　　随后，科威特常驻代表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代表亚洲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副外长米兰·克鲁萨克代表东欧国家，荷兰常驻代表罗伯特·法克代表西欧国家，丹麦外交大臣代表克·布·安徒生代表北欧国家，摩洛哥常驻代表迈赫迪·姆拉尼·桑塔尔代表阿拉伯国家，布隆迪常驻代表恩桑泽·特论斯代表非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常驻代表何塞·路易斯·莫利纳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比沙拉在发言中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终于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而此前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忙碌的美国常驻代表布什，在代表东道国发言时，面对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据说当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后，布什恰在他们必经的走廊边打电话，他见到乔冠华等便主动握手打招呼，随即就悄然消遁。其实这个“偶遇”是他精心设计的，是为了躲避在会场内于众目睽睽下相见的尴尬。日本常驻代表中川和贺也发言表示欢迎，他的发言比布什还短，仅用了123个字。

　　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开到了下午6时40分，使原定一天的“世界裁军会议”日程，改成了一天欢迎大会。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及代表团其他成员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一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了20年的官员说：“这一整天，会议大厅始终坐得满满的，在联合国，如此众多的人出席会议是空前的；如此热烈的场面也是空前的；如此众多国家的代表--57人争先恐后地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团致欢迎辞，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在各国代表的欢迎发言之后，乔冠华上台发言。这就是毛泽东叮嘱一定要认真准备的到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这篇发言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在裁军、中东和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等问题上，批评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径。 
　　 
　　乔冠华的发言，同样在国际上引起欢呼和震动。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拉哈勒说：“我们所期待、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篇发言。”德新社的报道说：“在国际讲坛上非常少有的这种坦率和诚实的发言，表明了北京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意图的轮廓，表明了人民中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

　　在随后的几天里，吴建民随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们，连续拜会了23个提案国的代表。这是毛泽东亲口交代给代表团的任务，他说：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其他投赞成票的54个国家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也要感谢他们，在美国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没有支持美国。

　　与坦桑尼亚常驻代表萨利姆见面时，他动情地回忆起自己任驻华大使时的经历。当时他才20多岁，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总是坦诚相待，充满了对非洲国家的友情。正是中国倾其全力支持非洲的正义事业，所以坦桑尼亚和许多非洲国家也都长期全力支持中国。他还说：“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一大错误，再不纠正，连上帝也要震怒的。”

　　当中国代表团与南罗得西亚解放运动领导人穆加贝见面时，穆加贝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太好了！从此以后，在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这位穆加贝，就是后来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

　　吴建民后来说：“第三世界很清楚，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将使他们的意愿得以体现，而不光是维护中国本国的利益。像两提案国之一阿尔及利亚的常驻代表拉哈勒就明确地说，中国进了联合国，进了安理会，有了否决权，就等于我们大家有了否决权。赞比亚的常驻代表姆旺加也对我们说，有你们在联合国，就有人保护我们小国的利益了。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也要把中国请进联合国。”

　　当时的中国已经号称七亿人，七亿人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人目睹了联合国史无前例的盛况，而吴建民成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见证者，他是一个幸运者。

　　浮现在眼前的这一幕幕，对于吴建民来说也是从未有过的。他亦被初到联合国的热烈气氛感染得热血沸腾，他第一次感受到在外交巨人的帷幄运筹千里决胜之际，将会呈现一幅怎样令人振奋的图景，而这个祖国的胜利，却是在离国土如此遥远的地域感受到的。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相继在联合国展开的一幅幅外交场景，更让吴建民应接不暇、大开眼界。就是在这里，他受到了真正意义的外交启蒙，从自在渐渐走向自为。

　　四
　　 
　　吴建民还记得，团长乔冠华在赴联合国途中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对联合国的许多事务，由于多年的阻挠，说老实话，我们很不熟悉。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尽快熟悉联合国有关事务……”

　　连曾经到联合国“试过水”的乔冠华都这么讲，那么对自谓外交领域“小萝卜头”的吴建民来说，初到联合国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新奇。首先连联合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此前并无清晰的概念。在他的法文大字典里，倒是有张联合国总部的小照片，一座看上去像个火柴盒一样的建筑。

　　来到联合国，吴建民才目睹了这个“火柴盒”是如此壮观。而联合国总部也并不仅仅就是这么个火柴盒，在这大楼临纽约东河的一边，还有长长的会议大楼。安理会就在这里，而不在“火柴盒”里。同在一层的还有联合国的另外两大主要机构：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随着世界最后一块由美国管理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贝劳共和国的独立，托管理事会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历史使命。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为重要和最具权威的机构。《联合国宪章》白纸黑字规定，安理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国与国之间吵嘴打架找谁?安理会；世界上哪个角落不安稳找谁?安理会；一国内部冲突的乱麻理不清找谁?还是安理会。因为它的决议具有法律效益，所有会员国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执行就会受到制裁。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则只是建议性，英文叫recommendation，不执行只承担一点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并不能对其制裁。

　　对于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优越，吴建民一进联合国就感觉到了。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就是个人物了，所有的人马上就都认得你，连警察都认得，一进门就给你敬礼。其他代表多了，有些年头了，别人也不一定认得。

　　在会议大楼里面，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当时给中国的一个办公室面积不小，临窗可以俯瞰纽约的东河，但平常日子并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待着。乔冠华几次率团开联大，会前会后就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和其他成员聊聊天。有几次聊天吴建民也在场，他感觉乔冠华有学问，有文采，也有激情，是性情中人，有时说到动情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虽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长官，但秘书长的产生却非要过常任理事国这五关不可。曾经一度，由于“五常”当中有人使用否决权，数位秘书长候选人不是胎死腹中，便是临选流产。坐上秘书长的座位后，也必须与“五常”国家和代表搞好关系。而“五常”的常驻代表也绝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有过副部长头衔的资深大使。“五常”的工作班子也是最庞大的，其中美国有上百人，苏联有六七十人。

　　中国代表团11月中旬到联合国，而秘书长吴丹的任期再有一个半月就将届满，奥地利的常驻代表瓦尔德海姆此时正在全力争取当选。当时各成员国对由谁来做秘书长继承人，意见并不一致。几轮意向性表决后，人选集中在得到非统全力支持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和得到美、英、法青睐的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德海姆两人身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先后经过7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妥协，瓦尔德海姆出任了秘书长。

　　当时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坚决支持由亚非拉国家代表出任联合国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要想当选，必须过中国首肯这一关。瓦尔德海姆很清楚，如果中国固持原有态度，他是无法坐到秘书长的座位上的。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以求说服中国态度有所松动，起码不坚持抵制的态度。在他的一再约请下，中国常驻代表黄华同他见了面。

　　那是12月初的一天，吴建民也在场。瓦尔德海姆长得又高又瘦，一见到黄华，就握着他的手说：“阁下，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吴建民当时的感觉是：傲慢的西欧人也有低三下四的时候，因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间长了，他才意识到这是“五常”的分量在起作用；同时他也感到在外交问题上，有时态度需要灵活。

　　瓦尔德海姆当了秘书长之后，不敢得罪美国。对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也都比较照顾，因为得罪了哪一家，事情都不好办。瓦尔德海姆于1972年1月1日履新后，中国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副秘书长，他很快就有所回应。于是，联合国有了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秘书长，他就是中国常驻副代表唐明照，分管政治、非殖民化、托管地事务。 
　　 
　　刚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秘书长也表示了相当的尊重。联合国的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晚年长期身体欠佳，此刻他正在纽约的鲁瓦医院治疗，乔冠华一到纽约就带了几位代表团成员前往探望。

　　在见面时，吴丹向乔冠华讲述了他1954年曾到过中国的往事，还说自他担任秘书长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但过去的联合国像个瘸子，现在恢复了中国的席位，才真正进入正常状态。他告诉乔冠华联合国目前正倾力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他将这三件事缩略为三个“D”：Decolonization，非殖民化；Development，发展；Disarmament，裁军。

　　把非殖民化、发展、裁军三件事用三个“D”代之，简洁而让人印象深刻，一下就忘不了。这使吴建民注意到，许多事、许多道理，如果平铺直叙的话，或许什么作用也不会起到；但如果使用一种技巧，则只须用好简短的几个词。在联合国日后的经历，使他愈发加深了这一感触。 
　　 
　　五
　　 
　　“火柴盒”是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办公楼，联合国的秘书长办公室在大楼的38层，第39层是设备层，联合国的图书馆、档案资料室都在这座楼里。后来，吴建民知道了通过数窗户的多少，可以推测某个人在联合国里担任的职务，比如秘书长办公室有5个窗户，副秘书长的办公室有4个窗户。 
 
　　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后碰到了一些前所未遇的问题，例如开会时每个国家座位前，要放一个标明国家的牌子。当时有好几种选择：可以标People’sRepublic of China，也可以标China，还可以用PRC的缩写简称。中国代表团领导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经研究，决定用China。时隔多年后，吴建民感到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因为China照顾到了两岸，更能代表一个完整的中国，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做政治文章。

　　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积极展开活动，在大会上亮相，在会下频繁拜会各国代表，这种灵活而不失原则的姿态，赢得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许。这些国家也都对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怀有很高的兴趣，各代表团举办什么活动，也都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因为活动多，代表团的成员们不得不分头参加不同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中国外交部在对外接触方面有许多纪律约束，像不能与某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接触，在公开场合不能与他们握手等。比如当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外交官员、柬埔寨朗诺政权的外交官员……在那个年代，中国明确表态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所以也不能与以色列的官方人员握手。

　　但是在一百多个国家的外交人员聚集、活动密集的联合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吴建民在刚到联合国不久，就不慎违反了纪律。

　　一次，北欧的一个国家代表团举行活动，邀请中国参加，吴建民被安排出席。在招待会上，主办方很热情地给中国外交人员介绍到场的各国外交官，吴建民遂与被介绍者一一握手。

　　当又一位不相识的外交官来到吴建民面前时，主办方介绍道：“这位是以色列国的参赞……”对方随即就把手伸了过来，吴建民迟疑了一下，他想到了外交纪律，但还是和对方握了手，只是什么也没有说。 
 
　　毕竟有10年的外交经历了，布达佩斯时期即使和苏联人在会议上猛“丢辣椒”，会下见面也还握手说话。吴建民觉得这是在外交场合，如果别人伸手你不握的话，那不等于当面打人耳光吗?

　　活动结束一回到住地，吴建民马上就把刚刚经历的事向乔冠华报告了。乔冠华笑了笑说：“握就握了吧。”吴建民感到释然，“乔老爷”毕竟比较开通，但自己今后要有规避意识。

　　很快，吴建民就通过开会时的观察，记住以色列国的常驻代表梯库瓦，也认识了南非的常驻外交官。而柬埔寨朗诺政权的常驻代表他早就认识，就是当年西哈努克提出撤馆时，他陪同周恩来总理从午夜谈到凌晨的张岗。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人是要尽量回避接触的，但有些人还是给吴建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特别是以色列国的常驻代表梯库瓦，他为同中国搭上关系可谓绞尽脑汁，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就设法向中国外交人员传递出以色列希望传递给中国的信息。 
　　 
　　梯库瓦很清楚中国人在有意规避他们，平时找不到机会，但在中国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如果讨论中东问题的话，主席就要见每一位当事国的代表，像埃及常驻代表、叙利亚常驻代表……而与之对立的以色列常驻代表，也必须见，这是躲不开的。

　　吴建民到联合国后，除了担任翻译工作外，还被划分到政治组，涉及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议他都出席。在一次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的主席与当事国代表见面场合，梯库瓦经过吴建民身边时，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出生在上海，我至今对上海保持着美好的回忆。我们以色列人民愿意跟中国友好。”

　　就这么几句话，梯库瓦就把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和希望与中国沟通的信息传过来了，从此也引起吴建民对他的关注。当时以色列同其周边的十多个阿拉伯国家对立，开会时通常是他一个人应对十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他把他们中每个人论述中的问题、漏洞、错误，都一一记住、一一指出来，用相对应的论据推演，一个一个地加以反驳。各种数据、各种实例好像都装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运用自如，犹太人的精明全都反映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阿拉伯国家代表谁骂他，他反击谁，毫不留情。而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也是严词斥责，可他却从不正面反唇相讥。

　　吴建民记得只有一次，在中国指责了犹太复国主义后，梯库瓦作了回应，他不紧不慢地说：“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你们批评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国人不是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吗?孙中山先生当年曾经发电报给我们，对犹太人复国表示支持。这是个事实。”

　　人们都知道，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有人鼓吹犹太复国，但在原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一块，重建以色列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而以色列被联合国承认接纳已到了1949年5月，孙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在世时以色列“国”尚不存在，孙中山给谁发的电报表示对以色列国的支持呢?所以当时在主席台前面就座的周南，马上就发言反驳，指出梯库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但此事毕竟来得突然，并没经过史料钩稽，周南心里不太踏实，遂马上给国内发电报，请国内立即查一下。外交部在部藏档案里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档案，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结果真的查到了孙中山确实给犹太人发过一封电报。这说明以色列的调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们所说确有依凭，而中国方面应战仓促就露出了破绽，显得有些被动。

　　从这些事上，吴建民感到外交工作确实有很深的学问，在外交舞台上几招一过，外交努力的效果、外交官的才具与卓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六 
　　 
　　代表团到纽约，住在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帮助预租的罗斯福酒店。酒店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一两间长期住户外，第14层全被中国代表团包下来了。说是第14层，实际是第13层，因西方人忌讳13。

　　由于打前站的人对代表团成员的情况并不熟悉，结果把施燕华和另一位男同志分在了同一房间。吴建民他们到了，才发现弄错了，遂把施燕华调到他的房间。可另外不了解情况的人提出了疑问：“咦，这一男一女怎么住到一起去啦?”又得作解释，他俩是夫妻。 
 
　　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和负责的，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在14层楼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腾了一个房间，使他们可以轮流在里面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常守候在代表团成员就餐的酒店餐厅里，结果搅得中国代表团成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代表团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过了两个月，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就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面上走一走。可是这种“走一走”有要求，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相互“看护”。过家鼎就曾经开玩笑说：“施燕华是我的’监护人’。”而吴建民、施燕华虽是夫妇，但不算数，外出还需再另有人“陪同”。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旅馆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原来曾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就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在之间，竟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可很晚了王锡昌也没有到，打电话叫他，电话没有人接，人们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没有回应，吴建民也被这敲门声惊动了。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检查人已经死了，调头就走，说处理后事不是他们的事。

　　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作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有义不容辞之责。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后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作了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里剩余的水中也含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暖瓶里，王锡昌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成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的要求是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后来，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尸体从纽约市医院取出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过了些日子，代表团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王锡昌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

　　在王锡昌遇害的那段时间里，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人们却未流露欣悦的神情。 代表团领导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分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26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人。热闹劲儿过去了，罗斯福酒店14层的70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

　　过了几个月，代表团终于相中了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这是一座汽车旅馆，有200多个房间，卖方开价485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买下这座汽车旅馆，购置费是用现款一次付清的。

　　1972年4月，吴建民他们搬进了新楼，摘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驻地的大门依然请美国警察看守，24小时值班，这高昂的费用又花了许多年。除了美国警察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从晚7点到次日早晨6点，特别是在周末。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主提出要中国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的结果果然不出代表团的意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因此后来代表团内部的会议，通常要到在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就是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有清除干净，仍会遭到窃听。2005年8月，吴建民到纽约又重莅旧地，但那座熟悉的旧建筑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新公寓楼。

　　搬进新驻地，让吴建民高兴的是楼顶有一个大阳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很好的露天游泳池，夏季可以游泳。而在罗斯福酒店时，早上起床后无法到酒店外锻炼，因为违反二人同行的规则，那几个月把已经习惯晨练的吴建民憋得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