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是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历时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从此结束，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22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这十余天的时间里，“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传遍全国的？“小道消息”在人民大众中又是如何悄然传播的？人们得知喜讯初则震惊，既又怀疑，随后便是惊喜，这种得到重大喜讯唯恐不确的急迫心情，又是怎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党心、民心所向的？莽东鸿同志的文章，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引子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1.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2.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4.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 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农村。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
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