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万隆》这部纪实小说，记录和描述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曲折过程。

　　1955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在此次事件中不幸遇难。  
　　 
　　随着国家外交档案的解密以及若干当事人的回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诸多细节公诸于世。 

　　周恩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前后 

　　情报部门破获蒋方密电  

　　陈毅:“在这个时候总理哪有游览的雅兴嘛。” 

　　4月11日早餐后，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省长、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三位领导人带着省委保卫部部长和省委接待处处长赶来周恩来总理住处看望。 

　　陈毅副总理正好也在座。 

　　陪云南三位领导人进来的王倬如，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云南的同志想让你放松一下，趁今天天气好，想请你去参观一个风景点。” 

　　总理以商量的口吻说:“可不可以安排在明天呢？” 

　　省长说:“气象台讲了，明天昆明地区有中雨，可能还有雷电。要去，今天去好。” 

　　陈毅猜到周恩来的心思，对云南三位负责人说:“诸位，总理有总理的考虑。我们代表团除了租用印度的‘空中霸王’号飞机外，还租了他们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架飞机定于今天中午12点过后由香港起飞，飞往雅加达。我们的情报部门得知，蒋介石国民党特务机构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员工，要对这架飞机进行破坏。总理前晚上和昨天几次打电话给北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港英当局严防蒋特破坏这架飞机。”说到这里，看看表。“还有3个多钟点，这架飞机要由香港起飞了。你们想，在这个时候总理哪有游览的雅兴嘛。” 

　　省委书记进言:“照这么说，下午1点就能知道起飞情况了。只要安全起飞，这里就开车动身去石林，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在那边挑主要景点看一看，6点钟前回来吃晚饭不会耽误的。” 

　　周恩来没有表示不赞成。 

　　午餐后，陈毅劝周恩来回房躺会儿，哪怕躺十分钟。 

　　周恩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拉窗帘。他无心休息，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下表。 

　　12点30分到了！他在会客厅踱起步来，以挨过往下的每一分钟。 

　　陈毅也没心思休息，便走到周恩来房间来。他大口抽着烟，吐着烟圈，自言自语:“莫急，莫急噢。” 

　　在焦虑中等到中午1点钟，章汉夫和王倬如匆匆走来向周恩来、陈毅报告:外交部来电话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电告外交部:“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 

　　周恩来、陈毅这才松了一口气。 

　　游览石林回来，章汉夫接到外交部董越千打来的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三四个小时后和导航台突然中断了联系，详情尚不清楚。 

　　章汉夫立即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一种深深的担忧顿时压在周恩来心头。 

　　晚饭后，秘书又送来一份紧急电报。周恩来一看，是西花厅他的办公室转来的我情报部门破译蒋特的一份密电。这份密电是蒋特香港情报站发给台湾“国家安全局”所属保密局的。该电报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理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惟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置于油箱底，预计下午4时可望爆炸。 

　　陈毅接过电报看一遍，愤怒地说:“卑鄙无耻！蒋介石集团卑鄙无耻之极！” 

　　周恩来沉思后说:“这个事件必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会震动全世界。现在我们就是要看各地媒体怎么报道这个事件，来验证事件的真相。” 

　　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临阵不换将嘛。” 

　　在昆明的代表团几位主要成员都自动聚集在周恩来的会客室内。此刻已是深夜两点多了(也就是4月12日凌晨了)，他们都没有一点儿睡意，等着北京的消息。 

　　在自己房间值班守电话机的王倬如走来，说杨尚昆主任请章副部长听电话。 

　　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要他全权负责周总理出行的安全工作。在这深更半夜，他亲自打电话来，说明了事态的紧急和严重。 

　　大家屏息静待。

　　几分钟后，章汉夫拿着记录本急冲冲地走过来，向周恩来、陈毅等人汇报杨尚昆在电话中讲的内容。 

　　“杨主任说，”他边看记录边说，“他1点钟左右接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电话，尤金讲了莫斯科传来的消息说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一架印度客机因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杨主任马上打电话问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都说还没有。没过多少时间，新华社打电话报告杨主任，说是已经有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一家通讯社说:中共代表团前往印尼出席亚非会议的一架飞机已告失踪，机上人员的命运，尚未获知。还有一家外国通讯社报道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爆炸声，有可能是什么飞机失事。另一家通讯社报道说，中共代表团乘坐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海。台湾蒋帮的电台已经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消息。杨主任得到这些消息后，立即打电话报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指示杨主任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在昆明的周总理和在杭州的毛主席，并指示说要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杨主任在电话里讲的就是这些。” 

　　在座的各位屏息听完了章汉夫的传达，脸上都流露着震惊的神色。众人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同志们都为周恩来的安全保障问题担心起来。 

　　叶季壮说:“蒋特的主要谋害目标是总理。我建议，总理不要去万隆。” 

　　乔冠华说:“为安全计，我认为总理不能去。” 

　　陈家康、黄华、达浦生都说:“总理不能去”。 

　　周恩来断然地说:“这要从政治上考虑。我怎么能不去？我若不去，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外交斗争是文仗，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陈毅没有劝周恩来不要去万隆。他想，总理不去万隆，首席代表的位置岂不落到我陈毅头上了？而且自己还缺乏搞外交的经验，自己当首席代表哪能处理亚非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呢。于是，他的思想转到了如何保障“空中霸王”号安全飞行上来了。“诸位，现在我们要考虑，我们将要乘坐的‘空中霸王’号会不会也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纰漏？”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周恩来一夜未眠　清晨中央打来电话  

　　4月12日清晨，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接听杨尚昆请他亲自听的电话。 

　　杨尚昆说:“少奇同志要我把凌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在京同志紧急会议情况速告你。这个会议也是在杭州的毛主席建议召开的。会议上，多位同志从你的安全出发，建议你不要去出席亚非会议了，首席代表由陈毅同志担任。少奇同志说这要征求和听取你的意见。因为新华社将在明日(4月13日)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顾问、秘书长名单，所以少奇同志要你立即表示意见。” 

　　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临阵不换将嘛，首席代表一职不要变动。” 

　　周恩来:“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这天，从零时到深夜，周恩来的脑子里接受了多少国内外的讯息啊！承受能力很强的周恩来，此刻也感到很困倦了，但邓颖超的来信，在牵动着他的心。 

　　他坐到写字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信来，展开在台灯下逐字逐句地看。 

　　她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太熟悉了。信写得好长哦，多年来没有见到她写这么长的信了。 

　　这封信开头的称谓是“亲爱的人”。这样的称谓，就连20年代他在法国时她写给他的那些信中都没有使用过。这个称谓寄托了她内心深处积藏了几十年的感情呵。 

　　信的一开头，邓颖超说:“刚别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 

　　周恩来给邓颖超回信：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周恩来算了算日期，自己7日离开西花厅，隔三天，是4月10日。看看信的末尾，果然写了“一九五五·四·十”的发信日期。这就是说，邓颖超写这封信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空难事件还未发生。 

　　周恩来细读完这封信，面壁沉思。此刻，周恩来觉得应该给邓颖超写封回信，以释她念。 

　　于是，他往砚台中滴了水，边磨墨边打腹稿。 

　　他提起毛笔，给邓颖超回信。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周恩来一九五五·四·十二。 

　　搁下笔，默念一遍。他觉得措词干巴了些，但觉得最关键的话已经说了，那就是“更加谨慎”。邓颖超最希望听到的，也正是这句话。至于细节方面则尽在不言中了。 

　　春城的夜，万籁俱寂。手表的时针已指向1点。周恩来伸了一个懒腰，吞服一片安眠药休息了。（姚力 枫亚　摘自《周恩来在万隆》上海锦秀文章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经过 

　　中国租用印度飞机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1955年4月11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开幕前夕，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突然爆炸起火，飞机坠入海中，除三名机组人员外，机上其余人员全部遇难。此次事件本是针对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但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才幸免于难。《解密中国外交档案》日前刊文披露了这一事件的诸多细节。 

　　特务选中周驹：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台湾情报人员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炸弹后，就开始找一个可以实施爆炸计划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这个周驹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不是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后来，吴姓特务又许诺事成之后将给周驹60万港币，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中国情报部门接获情报 

　　就在台湾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中国情报部门也获得了台湾特务阴谋在香港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的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做了研究和部署。 

暗杀主持人国民党大特务谷正文

　　国民党特工揭秘暗杀经过 

　　解密“克什米尔公主号” 清洁工暗杀周恩来 

　　国民党军统局时代的老特务谷正文，2007年1月25日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曾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生前接受香港《凤凰周刊》专访时，抖出当年“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谷正文深受蒋介石重用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年轻时受到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中共建政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 

　　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五十万港币收买香港机场清洁工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台湾情报人员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具体策划者之一叫赵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当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 

　　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小郑。小郑本名周驹，二十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小郑决定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 

　　毛人凤同意了计划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赵、陈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五十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为五十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情治人员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美国中情局提供炸药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小郑特意将它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通过安检后，小郑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一套逃生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很方便。 

　　情报人员差点曝光 

　　当天，小郑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 

　　原来，小郑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小郑的出现，把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头吓得半死，这个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谷正文得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从飞机上跳下来属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理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喀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是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谷正文将小郑安顿妥当后，台湾当局就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原来，周恩来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中国代表团三人、记者五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当时外界并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很多人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情，只能说他命大。”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飞机？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尼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迈隆开会，因此才逃过一劫。 

　　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小郑后来也一直在台湾落户。 

　　谷正文很会兴风作浪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谷正文开始寻求“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尽管年纪一大把，谷正文兴风作浪的本事却不小，有关“情报局”的丑闻，他都乐于“放炮”。 

　　2004年，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有一阵子，谷正文盯上了李登辉，为了反对他，当时八十多岁的谷正文，还爬上车顶参加街头示威。李登辉访美时，他也自掏腰包飞到康奈尔大学，随行“观察”。李登辉出马竞选连任总统，他更跳出来指证“李登辉是共产党”，搞得李竞选总部鸡飞狗跳。 

　　歌星邓丽君死时，谷正文也大爆内幕，称邓丽君是台“国安局”的情报人员，让邓丽君原本神秘的人生，又增添几分扑朔迷离。迟迟未能破案的尹清枫命案，谷正文也做出惊人之举，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公布自己大儿子涉案。有趣的是，尽管谷正文“大义灭亲”，但检调单位却不领情，反而是大媳妇紧急来电，恳请父亲“饶命”。 

　　谷正文晚年生活凄凉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 

　　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来源：凤凰周刊）

图为新华社工作人员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克什米尔公主号”烈士墓碑前凭吊遇难人员。 

　　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当时情形 

　　成元功：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一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